周邦彦是两宋“十大词人”之一。他精通音乐，工于词律，熟悉词体，讲究词艺，在两宋词人中以格律和本色而擅胜。他不仅留下了186首词作，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21位，而且他的词在当时及后代都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深远。周邦彦在生前已显词名，但他的词史地位则主要是在后世凝定的。传播是周词走向受众和读者从而实现其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即尝试对周邦彦词的传播做一番粗略的考察与描述，并借此管窥周邦彦词的艺术成就及其词史地位。

一 宋代歌妓的演唱传播:显示了周词的当行本色

周邦彦（1056—1121）生活的年代，处于北宋王朝的后期。此期北宋的社会政治虽日趋腐败，而城市经济却畸形繁荣，社会上的享乐风气也因此愈演愈烈。作为封建社会制度的补充，此时的歌妓不仅从数量上大增，而且在制度上更加完善，朝廷及地方州府有官妓，士大夫官员蓄家妓，而散落于青楼瓦巷的市井歌妓更是不可遍数。歌妓的繁衍使得歌词作品的市场需求量增大，文人与歌妓的交往更加密切，因而成为宋词繁荣的渊薮之一和宋词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周邦彦的词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之后，歌妓往往作为其“第一读者”，其词的传播与接受也由此开始。

周邦彦出生在繁华的钱塘，一生“风流自命” ① ，《宋史·文苑传》称周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宋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与周邦彦交往的歌妓即有李师师、岳楚云等人，而周邦彦词作中也多涉及“小曲幽坊”、“坊陌人家”一类的环境描写以及“秋娘”、“萧娘”一类的人物形象，表明周邦彦有过较多的冶游狭斜的生活体验及其与歌妓的密切交往。而将周邦彦与歌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则是周邦彦杰出的音乐修养与创作歌词的才能。《宋史·文苑传》称周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南宋陈郁《藏一话腴》内编卷下则赞周邦彦“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又南宋刘肃《陈元龙详注周美成片玉集序》亦谓周词“酒筵歌席，率知崇爱”。可见周邦彦是以他的音乐才能和歌词艺术赢得歌妓们的喜爱的。活跃于市井民间寄身于歌楼舞榭的歌妓们为了更好地生存，除了要求色艺俱佳外，还需要有好的歌词来供她们演唱，这就需要一个既懂音乐又擅作词的多面手来为她们作词，周邦彦正是她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此外，周邦彦积年宦海飘零，其与歌妓的交往，除了音乐与文学上的相互关联之外，更多了一层遭遇与情感上的相互认同。周邦彦以其特有的音乐与文学双胜的艺术才能，制作了大量“律最精审”的词作，同时也为自己的词作赢得了一批重要的传播与接受者——歌妓。

据南宋张端义《贵耳集》下卷记载:“道君幸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略）。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随后，《贵耳集》又记载周邦彦因此词得罪徽宗皇帝而被贬出国门，李师师前往送别，周邦彦作《兰陵王》（柳阴直）一词赠之。师师又于徽宗前歌此词，“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这一记载，近人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已辨其伪，然而由此我们却可以获知，周邦彦的《少年游》、《兰陵王》二词可能因京师名妓李师师的演唱而广为流传，甚至传入宫掖之中，入于皇帝之耳。

又据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下卷记载:“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一夕值陵驾幸，仓卒隐去。既而赋小词，所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者，盖记此夕事也。未几，李被宣唤，遂歌于上前，问谁所为，则以邦彦对。于是遂与解褐，自此通显。既而朝廷赐酺，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绹问，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之义，莫能对，急召邦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上喜，意将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这段记载前半部分与《贵耳集》所记略同（只是结果不同，一者因词获罪，一者因词通显），后半部分又记李师师被徽宗“宣唤”而歌唱周邦彦所作《大酺》、《六丑》二词之事，进一步反映了周词得京师名妓歌唱而流行于宫中的情形;至于周邦彦应皇帝召问而解答《六丑》之义等等，则一向被视作周邦彦精通音乐的一个典型例证。此外，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洪迈《夷坚三志》等书，也记载有周邦彦与营妓岳七楚云交往之事，其间周邦彦还为楚云而作《点绛唇》（辽鹤归来）一词。

这些杂史笔记的记载虽不是信史，但绝非无中生有，在这些本事或故事背后，应该是有着周邦彦与歌妓交往的某些真实事实存在的。具体的细节我们用不着去深究，给我们启示的是这些歌妓对周邦彦词的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歌妓对周邦彦词的演唱，使得周词以一种文学、音乐与歌舞的艺术整合方式进行着动态的传播，在歌楼舞榭、勾栏瓦舍、幽坊曲巷、尊前月下这些娱乐休闲的场所和环境里，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周邦彦词的传播空间。歌妓集欣赏者与传播者于一体，以轻歌曼舞的方式活化了周邦彦词的存在方式，使得观赏者能以一种艺术整合的方式进行审美接受。

周邦彦去世以后，歌妓对其词的传唱并未停止。据毛幵《樵隐笔录》云:“绍兴初，都下盛行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渭城三叠’。……其谱传自赵忠简家。忠简于建炎丁未九日南渡，泊舟仪真江口，遇宣和大晟乐府协律郎某，叩获九重故谱，因令家妓习之，遂流传于外。”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云:“公之殁后，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莫知公为何等人也。”强焕《题周美成词》云:“及乎暇日从容，式燕嘉宾，歌者在上，果以公之词为首唱，夫然后知邑人爱其词，乃所以不忘其政也。”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云:“嘉定更未……外间盛唱《烛影摇红》词……‘几回见了，见了还休，争如不见。’”从这些南宋人的杂史笔记和有关周邦彦词的题记中可以看出，周邦彦词在南宋时期依然不绝于歌者，不仅是周邦彦曾经为官的溧水县“邑人爱其词”，“歌者在上，果以公之词为首唱”，而且是随着大晟乐府官员的流落江南和“九重故谱”的传习民间，周邦彦词在南宋时期又掀起了一个“都下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的歌唱传播的小高潮。此外，我们从一些南宋著名词人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如吴文英《惜黄花慢》词序云:“吴江夜泊惜别，邦人赵簿携妓侑尊，连歌数阕，皆清真词。”又如张炎《国香》词序云:“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又其《意难忘》词序云:“中吴乐氏号秀卿，乐部中之翘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余每听辄爱叹不能已，因赋此以赠。”又如刘辰翁《大圣乐》词云:“伤心处，斜阳巷陌，人唱《西河》。”可见直至宋末元初，一些著名歌妓“犹能歌清真《意难忘》、《台城路》”等名曲、“歌美成曲，得其音旨”，甚至是在“斜阳巷陌”的市井民间也依然能听到“人唱《西河》”的歌声。宋王室南渡以后，歌词乐谱多毁于战火，而且南宋末年，文人词已逐渐脱离歌唱系统而走向案头化，市井之中多取教坊乐工之词演唱，然而，周邦彦之词仍能借助于歌妓的演唱而脍炙人口，这既显示了他杰出的音乐文学才能和艺术成就，也与歌妓的大力传播密不可分。今人龙沐勋论清真词曾云“至其流播歌者之口，亦较其他作家为最久长” ② ，即指出了周词传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二 清真词集的编刻传播:突出了周词的文学成就

歌唱传播是词体文学区别于以文本传播为主的传统诗文等文学形式的一大特色，而周邦彦又因为其精擅音律的才艺和成就，从而使得清真词比之一般文人词在歌唱传播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因此周词能借助于歌妓的歌唱传播而风行于从北宋后期直至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是，周邦彦词的传播也同样很好地运用了文本传播这一重要方式，不仅与周词的歌唱传播相伴而行，而且在周词已不能歌唱的时代更充分更长久地发挥了它的传播功能，更有力地凸现出周词的格律特征和文学成就。

别集（即个人专集）的编辑既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成就的指标之一，也是在传媒手段还不够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个体作家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周邦彦不仅有自己词专集的编辑刻印，而且在历代有多种版本流行和传世。据统计，周邦彦以现存28种词集版本的数量而名列两宋词人词集版本排行榜的第4位 ③ 。

周邦彦词集的编辑和刻印，大致是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宋史·艺文志》著录《清真集》11卷，《攻媿集》及《郡斋读书志》著录《清真先生文集》24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清真杂著》3卷，这三种周邦彦的著作今皆散佚不传。据宋人记载，以上三种周集中皆附有长短句的歌词作品在内，大概是后来编刻和流行的《清真词》的源头和祖本所在。今可考周词最早的别行单刻的专集之本，当为南宋绍兴年间出现的《清真诗余》。《景定严州续志》载州校书板“有《清真集》，复有《诗余》是也”。南宋黄升《花庵词选》即据此本选录周词。《清真诗余》今佚，收词若干首已不可详考，今人钱鸿瑛等据南宋黄升《花庵词选》所选清真词及方千里、杨泽民等所和清真词，推测约为90余首 ④ 。这大概是南宋以来所流行的各种“不满百阕”的周邦彦词集的另一祖本。此后，整个南宋时代各种版本的周邦彦词集大量编刻和流行，数量之多、流行之广、影响之大，在两宋词人中极为少见。据今人考证，整个南宋约有十数种周邦彦词集在流传。现列表如下:

表1 宋代周邦彦词集版本一览表



表1共列12种宋代编刻和流行的周邦彦词集版本，虽然有些已经散佚不传，但大多见诸于宋代文献的著录，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这些周词版本，从收词数量上大致可分为90余首、120余首、180余首三个系统;从词集名称来看，大致又分为以“清真诗余”（“清真词”、“清真集”）、“周美成词”（“美成长短句”）、“片玉集”命名的三个系列;此外，还有合集本（如《三英集》）、“圈法”本（如《圈法周美成词》）、“详注”本（如曹杓注本、陈元龙注本）、“集解”本（如《周词集解》）等多种形式。如果说，宋人注宋词者非止周词一家的话，那么，多家注周词且出现“圈法”本、“详注”本、“集解”本，则是两宋词人别集中所罕见的。其中有两种版本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圈法”本。据宋末张炎《词源》卷下记载:“近代杨守斋精于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词》。”清郑文焯《词源   律》曰:“玉田《词源》言杨守斋有《圈法美成词》，盖取词中字句融入声谱，一一点定，如《白石歌曲》之旁谱，特于其拍顿加以墨围，故云圈法耳。”这种注重“音律”和“声谱”的“圈法”方式不仅显示了周邦彦词音律精审的艺术特征和创作成就，而且也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周邦彦词集的传播增添了一分趣味性和吸引力。二是《三英集》中的《和清真词》。据明毛晋《和清真词跋》云:“美成当徽庙时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词，名流辄依律赓唱，独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有《和清真全词》各一卷，或合为《三英集》行世。”今存方千里《和清真词》凡93首，杨泽民《和清真词》凡92首。方、杨各有《和清真词》，且数量皆多达90余首，可能即是依南宋时流行的周邦彦词集而追和的。此外，南宋陈允平有《西麓继周集》，不仅以“继周”命名词集，而且所收123首词作中追和清真词韵者凡121首。这种依词集而逐首追和的创作在宋代词人中可谓绝无仅有，它一方面说明了周词在南宋极为流行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周邦彦词格律精审的典范意义及其在宋代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周邦彦词集在元、明、清各代皆有多种版本在继续传播。据今人研究和统计，元、明、清各代至近现代编刻流行的周邦彦词集亦达20余种之多。现列表如下:
表2 元、明、清及近现代周邦彦主要词集版本一览表



表2所列元、明、清至近现代各种周邦彦词集版本共计25种，此外当代词学研究家整理编著的周邦彦词集，还有吴则虞校编的《清真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 、蒋哲伦校编的《周邦彦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罗忼烈编著的《周邦彦清真集笺》等多种。周邦彦词集版本系统虽然在宋代显得较为复杂，但大致以陈元龙详注本最为可靠，以强焕所序的溧水刊本最为完备。所以元、明以来的各种周邦彦词集便大多是在宋代陈注本、强焕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或翻刻，或影印，或增删，或校批，或笺注，或考订，尤其是在辑佚、校勘、考订等方面成果最为显著，不仅使得周邦彦的词作数量逐渐增多、作品的真实性大大加强，而且这些经过整理的周邦彦词集的编刻和出版，也为周邦彦词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使周邦彦词的创作成就得到了更为整体而完备的呈现。 

三 历代选本的编选传播:凝定了周词的历史地位

“词选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南宋以前，它主要作为唱本为社会所消费。南宋以后，逐渐转为读本被社会消费。……词选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形式，在保存历史的同时，它还执行淘汰的任务。词选适应某种时代审美潮流和社会需要而产生，操选政者事实上扮演了社会舆论化身的角色。……词选还是一种创作。任何词选都或多或少带有编选者的主观成分，具有自己的个性。” ⑤ 这段有关词集选本作用和意义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周邦彦词传播的一个新视角。周邦彦在走向宋词大师的历程中，历代的词集选本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今存宋词选本中，除《绝妙好词》主要选录南宋中后期词作之外，其他5种词选都选录了周邦彦的词作。现列表如下:

表3 宋代主要词选选录周邦彦词一览表


《梅苑》专收唐宋以来咏梅词凡400余首，其中收周邦彦咏梅词共4首，即《花犯》（粉墙低）、《金盏倒垂莲》（依约疏林）、《梅香慢》（高阁寒侵）、《一马索》（晓窗明庭）。《梅苑序》称:“屈原制骚或列芳草，今之所记，盖同一揆。”将咏梅词与屈原咏芳草并举，表明了词选家选词的高雅格调，这与北宋后期日趋尚雅的社会审美风尚有关。《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等几部词选，也反映了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阶层的尚雅倾向。《阳春白雪》固然从词选名称上即与“下里巴人”的俗词划出了明晰的分界线，而《乐府雅词》则不仅在词选名称上更直接地标举“雅词”，而且在自序中也明确表达了摒弃“谐谑”“艳曲”的思想。至于黄升的《花庵词选》，虽仅以“绝妙”命名，但编选者“雅意读书”，时人“以泉石清士目之” ⑥ ，其选词旨趣亦可得而知。在这几部以“雅正”为审美主旨的宋人选宋词的词集中，都大量入选了周邦彦的词作。《乐府雅词》上、中、下3卷选录34位词人共768首词作（含无名氏26首），人均入选22首，而选周邦彦词29首;又《拾遗》2卷共收词171首，大多未题作者，其中有4首题作周邦彦词。总计《乐府雅词》共选录周邦彦词达33首之多，已大大超出该选本人均选录篇数。《花庵词选》共选录唐宋词人223家凡1285首词作，人均入选5.7首，其中选录周邦彦词17首，超出人均入选篇数近两倍。《阳春白雪》共选录两宋词人231家凡671首词作（其中含无名氏词18首），人均入选2.9首，而选录周邦彦词20首，亦远远超出人均入选篇数。通过考察这些以“雅词”相标榜的宋代文人词选选录周邦彦词的情况，可以看出，周邦彦词因符合“雅正”之旨而颇受宋人选宋词的青睐，而这几部宋代词选对推动清真词在南宋社会尤其是在文人阶层中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至于《草堂诗余》原本是出自南宋坊间的一部通选唐宋词而以宋词为主的选本，大致是一部以应歌为主而带有普及性的选本，因而在南宋以来极为流行，后经文人多次修订或改编，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草堂”版本系列。此据明洪武遵正堂刻本，题“何士信”编选。该集选录周邦彦词凡57首，其入选数量不仅超出上述尚雅词选入选周词的一倍左右，而且也大大超出该选本一同入选的秦观（25首）、苏轼（21首）、柳永（18首）等其他重要词人的词作数量。如果说，《乐府雅词》等选本选录周邦彦词主要偏于“雅正”一路，在周词中筛选出一批符合“雅正”风旨的精品，那么，《草堂诗余》则进一步扩大了选录周词的范围，推介出一批音律和谐便于歌唱而又雅俗共赏的清真词，为周邦彦词在市井民间以及一般文人阶层中的普及和流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元、明以来，词的创作虽不断走向衰落，但对唐宋词的传播和接受却没有停止。尤其是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活字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书坊商人的大批涌现，使得文学传播的速度和幅度也得以加快和扩大，这自然有利于已不能歌唱的词体文学以书面文学形式来传播。明代书坊商人受经济利益的刺激和驱使，大量编辑和刻印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