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爱菊。他的田园诗中涉及到菊花的有五首，《过故人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也最能体现孟浩然的情怀的一首。《过故人庄》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时到一位山村友人家做客所写: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在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菊花的出现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发生的，看似只是一种自然的故人之间约定，好似和咏菊无关，可如果看看历史中真实的孟浩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中那含而不露的咏菊意味了。孟浩然四十岁进长安，应进士不第，后又因“不才明主弃”（《岁末归南山》）触怒玄宗，以至终生仕途黯淡，平生抱负难酬，于是他便将兴致彻底转向山水之间，后虽入了张九龄的幕府，或许因为此非其志所在，时日不长就又飘然而去了。纵观孟的一生经历，虽初有入世之愿，但最终彻底走上了出世之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者。

由此可见，菊花是《过故人庄》这首诗的灵魂。和梅、兰、竹一样，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特殊象征意味。因为它有百花凋谢时傲然独放，花期过后败而不落的精神，故而被中国诗人赋予了临霜绽放、清操独标的品格。它的这种独特品性，在文人笔下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象征意义，显得更为人性化，因而也就成为了中国文人人格和气节的写照，自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它就不断地被中国文人热情地歌颂着，例如，李世民（“阶兰凝暑霜，岸菊照晨光”）、李白（“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王安石（“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晏殊（“槛菊愁烟兰泣露”）、李清照（“人比黄花瘦”）、文天祥（“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朱元璋（“忽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上黄金甲”）、曹雪芹（“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等人，因境遇和身份的不同，对菊花寄予了各个不同的情思，使得菊花之执著、清傲的形象和品格更为美好、丰富，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使菊花具有了隐者的超脱和人的灵性。

从隐者的定义出发，孟浩然和陶渊明都是神如菊花的，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也显而易见。陶的诗多外露清寒之姿，内含清苦之意，虽自然，终有不平无奈，读来总给人以隐痛和惆怅的感觉，透出魏晋时期凄怆的气息。陶诗之所以如此，那是朝政时局的黑暗和自身政治理想相矛盾造成的。先是因门阀制度形成的不平等，让他受人歧视，以致不堪为吏，后又分别受惑于桓玄、刘裕，让他彻底对当时的政治绝望，故而在“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归田园居》其五）后，产生了“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同上）的轻松，进而产生了“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哭夕短，已复至天旭” （同上）的欢愉。但无论是轻松也罢，欢愉也罢，其底色毕竟是“怅恨”。

而孟浩然的诗，则让人能感受到一种从容不迫、大度自然、恬淡祥和的盛唐气象。在孟诗中常多“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秋登南山寄张五》）的欢娱。对此林庚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六朝人的生活是隽永的，唐人的生活是活泼的。前者是深刻，后者正是浪漫与健康。”正是这种差异性，造就了陶、孟之间的本质区别。另一个原因在于二人生活质量上的差别。陶渊明的生活无疑是清贫的，故有《咏贫士七首》之叹和《乞食》之悲。而孟浩然的生活则是不用煎熬于肚子的问题，在他的一些诗中，我们可以听到牢骚和愤懑，但绝无饥寒之哀和“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咏贫士七首·其四》）的凄惨。总之，虽然二者都是因政治的失意而彻底地走上隐逸之路，二者诗的风格在许多地方也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菊花的爱是不一样的:前者爱得深沉，后者爱得从容，前者是“道”的追求和维护，后者则是生活化的自然意兴的表达。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过故人庄》中，不加雕饰地流露出“就菊花”，也就显得异常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迹了。其隐逸思想也以一种彻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并且达到了一种神形兼备，内外统一的物我（菊我）两合、物我（菊我）不分的境界。这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说唐诗》中评价的那样:“孟浩然可以说是能在生活与诗两方面足以与魏晋人抗衡的唯一的人。他的成分是《世说新语》式的人格加上盛唐诗人的风度。”

参考文献:
[1]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韦凤娟. 悠然见南山 [m] . 济南: 济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