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七月，本该是什刹海荷花盛开、孩子们举着竹竿粘知了的时节。但民国二十六年的这个七月，空气里却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躁。蝉鸣得格外刺耳，连树叶子都蔫蔫地打着卷儿，仿佛被一种无形的重压慑住了魂灵。小羊圈胡同里，槐花的甜香也掩不住隐隐从南边飘来的、若有似无的火药味儿。

祁老太爷，祁家的天，此刻正指挥着长孙瑞宣和孙媳妇韵梅，再次清点东墙根下那只巨大的缸里的存粮。小米、老米、棒子面，足足装了三口袋，旁边还有一小坛子精心呵护的腌咸菜疙瘩。“足足三个月的嚼谷！”祁老人满意地捋着胡须，脸上是一种历经世事的从容与笃定，“北平是什么地方？几百年的皇都！什么样的乱子没见过？远的不说，庚子年八国联军那么凶，不也没能把北平城怎么样？三个月，顶多三个月，什么事儿都平了。”他的逻辑简单而坚固，像北平的城墙。在他看来，任何兵灾战祸，无非是过境的蝗虫，只要关紧门户，备足粮草，总能熬过去。他担心的不是城破，而是“礼”。即便天塌下来，祁家的规矩不能乱，四世同堂的体面不能丢。

隔着院子，诗人钱默吟先生正坐在他那间堆满书籍字画的书房里，窗外的蝉噪似乎与他隔着一个世界。但他手中的书，许久未曾翻动一页。他的耳朵，捕捉着远方沉闷的、不同于夏日闷雷的轰隆声。那不是雷，是炮。他的眉头紧锁，清癯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深重的忧戚。他看的不是眼前的书，而是透过窗棂，望向那片积淀了无数诗词歌赋、文明菁华的天空。他嗅到的，不是荷香，而是一场足以焚书坑儒、毁灭千年斯文的劫难的气息。他感到一种文人特有的、深入骨髓的痛苦——不是对个人安危的恐惧，而是对一种至高无上的美与文明即将被野蛮蹂躏的预感和无力。他的手微微颤抖，轻轻抚过一方古砚，仿佛在抚慰一个即将受难的老友。

而与钱诗人的书斋一墙之隔，冠晓荷的家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冠晓荷，这个做过几天小官、永远把“体面”挂在嘴边的男人，正和他的太太大赤包叽叽咕咕地盘算着。大赤包，像一只预感到风暴即将过去、准备率先出来觅食的肥硕母麻雀，脸上兴奋得泛着油光。
“听见没？听见没？打炮呢！”她的声音尖利而亢奋，“我说什么来着？这北平城的天，它就得变一变！老是那么死气沉沉的，能有什么出息？”
冠晓荷到底比太太多几分虚伪的矜持，他捻着几乎不存在的胡须，压低声音：“嘘——妇道人家，懂什么！这叫……呃……时局动荡。关键是，咱们得看清风向。日本人，厉害啊！东三省，说占就占了。这华北……”
“风向？这不明摆着吗？”大赤包一拍大腿，“正是咱们爷们儿施展身手的时候！你那点学问，不能老埋没了！等‘新朝’立起来，怎么不得给你个局长、处长当当？咱们那点家底，也该翻腾翻腾了！”在她那精于算计的脑子里，国难不是悲剧，而是梯子，是通往她梦寐以求的权势与奢华生活的捷径。她已经开始在脑海里给自己设计当上官太太后要做的缎子旗袍了。

七月二十九日，消息终于像瘟疫一样，无可阻挡地传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守军撤了！北平，陷落了！
那是一个无比诡异的早晨。炮声停了，一种死寂的、令人窒息的安静笼罩了全城。人们打开门，探出头，互相用眼神询问着，恐惧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祁老太爷愣在了院子里，手里攥着的两个光滑的核桃忘了转动。“撤……撤了？”他喃喃自语，仿佛听不懂这两个字的含义。他那“三个月”的理论基石，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实撼动了第一道裂缝。但他很快稳住了心神，不，不能慌，我是这一家的主心骨。他强作镇定，吩咐韵梅：“把大门闩好，谁叫也别开！瑞宣呢？让他今儿别去学校了！”他的坚守，从相信局势，开始转变为守护这个家，无论如何，家不能散。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街上。太阳升高些后，胆大的人走上街头。人们看见了一种奇观——北平的城墙依旧巍峨，但它曾经代表的尊严与安全，似乎在一夜之间塌了。更刺眼的是，一些商铺，甚至是一些住家的门口，竟迫不及待地挂起了巴掌大的日本太阳旗！那红色刺得人眼睛生疼。这些旗子有的是昨晚连夜赶制的，粗糙不堪；有的甚至是用红药水染了块布，中间贴个剪圆的黄纸。它们像一块块丑陋的疮疤，突兀地贴在古城的肌体上。
冠晓荷和大赤包也挤在人群中“视察”。冠晓荷看着那些小旗，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表示认同的微笑，他觉得这些人“识时务”。大赤包则直接得多，她指着那些旗子，对丈夫耳语：“瞧见没？聪明人多的是！咱们也得赶紧预备下，要挂就得挂个最大、最鲜亮的！得让皇军一眼就瞧见咱们的‘忠心’！”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羞耻，只有一种投资得逞般的精明与热切。

而在钱默吟先生的院子里，老人做了一件惊动街坊的事。他找出过年写春联用的大红纸，研了浓墨，屏息凝神，写下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舍生”。他没有写“取义”，那另一半，他刻在了心里。他将这张纸端端正正贴在了堂屋的正墙上。然后，他穿上那件最好的、略有些褪色的蓝布长衫，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没有出来。他没有哭喊，没有叫骂，只是静静地坐着，仿佛在为自己，也为这座沦陷的古城，举行一个无声的葬礼。他的选择，是孤独的、决绝的精神抵抗。

祁家的长孙瑞宣，这一天过得无比煎熬。他是祁家的长孙，是父亲祁天佑不在家时的实际顶梁柱（祁天佑通常看守着铺子）。他又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学教师。国与家，忠与孝，像两把巨大的钳子，拉扯着他的灵魂。他渴望像三弟瑞全那样，毫无挂碍地冲出城去，投笔从戎，为救国尽一份热血。可是，他能走吗？祖父年迈，父亲操劳，这一大家子人，在乱世中如何生存？他若一走，这个家的天就真的塌了一半。他坐在自己的屋里，听着院子里孩子们的嬉闹（他们还不懂发生了什么），听着祖父强作镇定的咳嗽声，痛苦地把手指插进头发里。他的选择，是留下来，背负起这具沉重的、名为“家庭责任”的十字架，在敌人的刺刀下，忍辱负重地维持一家的生存。这种痛苦，远比慷慨激昂地赴死更加深沉和持久。

至于小羊圈胡同里的其他人家，则上演着更直接的人生悲喜剧。剃头匠孙七，一边给主顾刮脸，一边愤愤地骂着“认贼作父的玩意儿”，可声音压得极低，生怕被窗外路过的人听了去。拉车的小崔，则纯粹为生计发愁：“这仗一打，谁还坐车啊？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他的选择简单而原始：活下去。马老太太则开始絮絮叨叨地给街坊们讲述她经历过的“义和团那会儿”的故事，仿佛历史的轮回能给她一些安慰。

夕阳西下，给沦陷的北平城涂上了一层凄艳的血色。宵禁开始了。日军的皮靴声第一次清晰地、沉重地踏在北平胡同的青石板路上，那“咔咔”的声响，像铁锤敲打着每个市民的心脏。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灯光黯淡。
小羊圈胡同里，祁家大院的门闩得紧紧的。冠家的窗户却还透着一丝光，隐约能听到大赤包还在兴奋地规划着“新时代”的美好蓝图。钱诗人的小院则早已一片漆黑寂静，像一座坟墓。
在这一刻，古老的北平沉默了。但在这沉默之下，是不同的选择在生根发芽：有权欲熏心的投机，有忍辱负重的坚守，有默默无声的抗争，也有混沌麻木的顺服。战争像一块巨大的试金石，骤然压下来，测出了每个人灵魂真正的成色。北平的天，确实变了。而生活在这片天空下的人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挣扎与抉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