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

我也讲述了自己的家庭以及学戏的经历，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这一切彼此都觉得熟悉而亲切。他也曾经随上影剧团赴朝鲜战场体验生活，说起那段共同的经历，他笑着说，或许某月某日在某个山洞里，我们曾擦肩而过也说不准呢。一南一北的两个人，本来走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在某些时间点上有过不经意的交错，现在又走到了一起，想来或许真的是一种缘分。

双方都是演艺界的公众人物，一旦恋情曝光，无论成与不成，都必然成为别人口中的话题。因为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大多时候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公众场合也不可能去，像逛街、看电影、吃饭这样的安排便很少有。每次两人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密丹”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绕着武康路、华山路、湖南路、淮海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他送我回到“枕流”。这样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偶尔休息日的白天，我们会找个偏远的公园转转，有一次走累了，道临提议坐三轮车，我怕被人看见，他说：“看见就看见，怕什么？”我执意不肯，他只得陪我走了一路。

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1959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小弟弟跑来当新闻告诉我，还迷惑地问：“大姐，他为啥会来看你们拍戏？为啥又不进来，在门缝里悄悄地看？”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1960年，我去北京开会，恰好道临也在北京拍《革命家庭》，他提前跟摄制组请了假，兴致勃勃地制定了出游计划。我们约好先逛北海公园，一大早他就背着相机在门口等我，进园后忽然一群青年学生围过来要他签名。道临签了几个，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无法脱身，不禁焦急起来，目光在人群中不时找我。北方人士看越剧的不多，当时也没有电视等传播媒介，北京观众基本都不认识我，我只好来充当这个“救兵”，硬着头皮挤进人群，道临赶紧说了句：“对不起，我们还有事。”拉起我就往外冲，等人群反应过来，我们已经顺利“突围”，租船下了湖。道临把船划到湖心，刚拿出相机拍了几张，后面的“追兵”也划着船赶到了。我们只得快速将船划到就近的岸边，狼狈地“逃”出了北海公园。自那次后，我们白天再也不敢去人多的地方，黄昏时两人在后海附近散步，听他这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说说趣闻掌故、童年轶事，即便是并肩漫步不说话，心里也有着一种平和宁静的幸福。

回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他说要找个地方为我饯行，于是我们去了莫斯科餐厅，北京人称之为“老莫”。那是一家俄式风味的西餐厅，位于北京城西的展览馆内，这座展览馆曾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相当于上海人心目中的国际饭店。这也是我们俩第一次堂而皇之地下馆子，好在俄式餐厅的风格宽大敞亮，餐桌间隔很大，不用担心被人认出。吃完饭，他送我回住处时提出，拍完片子回上海，想去我家里看看。

道临第一次上门，我家就出了个小“洋相”。那天我母亲做了鸡子榨面招待他吃点心，那是我们家乡特产，用自制的米面放上笋丝、鸡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还是母亲的厨艺发挥有失水准，我吃了两口就忍不住皱眉，面实在硬得难以下口，道临却连连说“蛮好蛮好”，一边把面吃了个精光。后来，我偶然提及此事，问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个鬼脸笑说：“你家的面就是再硬也是好吃的。”

没过多久，道临邀我去他家。我正出门时，他打来电话，说上影厂临时有事，让我先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道临的母亲，她端正的圆脸上架一副老花眼镜，看起来很慈祥。老人不太识字，也极少出门，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