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的书法无疑得自父亲的传授。因为他是少子，到王羲之逝世，才十七、八岁，此后便跟羲之晚年的代书人学书，并深受其影响。据陶弘景答梁武帝的《论书启》说，羲之代书人的书法有“缓异”的特点。沈尹默先生认为，“缓异”与笔致紧敛者不同。笔致急敛者是内擫所成，而“缓异”者，则必然用笔外拓。而献之之书，刚以柔显，媚趣特多，正是用笔外拓的体现。前人区别羲献父子用笔的特点，以内擫、外拓为别，可见献之颇受他父亲晚年代书人的濡染薰陶。羲之是诸体皆精，而献之留心于章草的省变，特别在张芝的草法中用功，尤以草体擅长，而在楷书和行书方面，功力则不如其父。古人说他超过羲之，只指草体一种而言。米芾说：“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以字的秀媚婉转而言，献之确是不让其父的。献之那种介乎草书和行书之间的书体，论者也以为流便简易，神韵独超，是—种新的创造。羲之比之锤繇、张芝，体势是妍丽一点，而献之比之羲之，那就发展得更加妍润圆腴，更加姿媚，得到流俗广泛的爱好。这是时代的推移，是符合书法艺术的发展的。

自晋末到唐初，献之的书艺都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纷纷效法。唐太宗李世民分明是学献之的．他写的《温泉铭》即拟其体，可能得了羲之的《兰亭序》后，或自己不愿屈居献之之下，便诽谤起献之来，并以“枯树”和“饿隶”等丑恶的形容词来贬抑他的书法。说它字体稍疏，这未尝不可，但说它枯瘦拘束，就未免任情诬蔑了。皇上这么一说，臣下自然效尤，有些人更从封建名教方面说献之自许书法胜父，是大逆不道(见孙过庭叫《书谱》)。所以献之不少传世墨迹，被迫抹去名字，改作羊欣，薄绍之等人的姓名。唐人多薄献之，就是这个缘故。这是他身后的一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