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艺术教育，是在家里面熏陶得来的，是不知不觉的。如果从时间之流里明确切出一个界标，那还是1964年至1968年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学习。

说起来，我考上浙美附中不是特意努力的结果。当时，我读的杭州第四中学（原杭州第一初级中学）是全省最好的初中，我完全可以升本校的高中部，考杭州最好的高中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根本没有必要去附中。但是我的图画老师一定要我去考附中，因为在图画小组里面我画得最好。他对我教得真是尽心尽力，当时学校里面的石膏教具总共没几个，也就是立方体、圆柱体和伏尔泰等几个头像，还有一个维纳斯。图画老师认为画维纳斯最难，其他人都不准画，他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达到能画维纳斯的程度。他希望我报名去考浙美附中，我不肯去，我觉得画画这种事儿，好像成绩比较差一点的才去考，我有点不甘心！后来，这个老师去附中给我报了名，五毛钱报名费也是他出的，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给你报名了！你还是去考一下吧，你考完了以后就是不去都没关系。”

我记得考试是画一个瓦罐，一个瓷盘里面放一根葱。考试的时候，我的状态特别放松，完全是玩儿，我的那个瓦罐素描画得特别好。瓦罐本来就酱油色的黑乎乎的，我画得特别狠，整张画画得很重。我当时已经有这个感觉了，有点儿懂得画画要画得重、画得狠。考完了根本问都没问，就是没当回事。过两天，附中的女校长就跑我家里来了，跟我父亲说：“潘先生，公凯考得非常好呀！他是第一名！听说他不想上附中呀，想考别的高中。哎呀，就上我们的吧！我们还是很好的。”动员我父亲来做我的工作。父亲就和我商量：“要不然就去读？如果你去画画，我也挺高兴的。”我思想斗争了两三天。关键是当时学理工科究竟学什么自己也没明确，一时没了主张，这个时候有了学画画的机会，我有点茫然，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考别的学校，我也有些抹不开老师们的面子。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上了附中。

我在附中学画的时候，曾经迷恋过19世纪末俄罗斯的油画，像苏里柯夫、列维坦等等，特别喜欢谢洛夫，我觉得他画得潇洒，特别有灵气。也喜欢柯勒惠支的素描和版画，看着觉得特别过瘾，喜欢她深沉的力量和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感受。在我家里，还有一些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画册，是东德一位朋友送我父亲的，我也很喜欢。当时，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在浙江美院任教，他的油画吸收了中国写意精神，大笔触，很整体，也用黑线。父亲也喜欢他的风格，将他送的一幅大白玫瑰挂在画室里。我在附中的时候，也学国画，不过是大家都学习的东西。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很好，那个明暗调子、空间感，道理容易懂，一想就明白了，马上就可以用到各种作业上去。我父亲是根本不问我在学什么、画什么。他对我的学习能力十分信任。后来我们在附中的时候，下乡、下厂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就在乡下或工厂画速写。

附中的课堂学习，我不是最用功的，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到大，课堂学习一直不是我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功课好并不很难，而且是理所应当的，我的专注点还是在课外。我开始喜欢哲学，买了大学的哲学课本。这个时候我对于理想，对于自己今后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已经有所准备了。

我们刚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我家里的条件比较好，浙江省总共有三五个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省级领导待遇，父亲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来，送点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坚决不回家吃饭，连礼拜六、礼拜天也不回家吃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但是干活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差，我的付出绝对不能比他们付出得少。在附中我是第一次住校，但是对于独立生活一点都不感觉到困难，而且苦活、累活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干，同学们不愿意干的事我也干。一般男同学的被子拆洗完了以后就缝不起来了，我就成了同学们当中缝被子的老手，我不仅能把被子缝得非常服帖，还会踏缝纫机补衣服。有同学生病了，总是我到医院去照顾。我还给同学们理发，到店里买了全套的理发工具，我的手艺在附中是出了名的。

因为相对于我准备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来说，这些的确不算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够差，总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降低，让自己吃苦，使自己获得锻炼。这样一种自我要求，恐怕真的跟我读的那些书有关系。

在上附中前我已经读了一些传记，像《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列宁的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刚考上附中的1964年暑假，我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非常喜欢。我对自然中的物理现象，从原子结构到天体物理，始终怀抱着极大的兴趣，想方设法找书来看。当时，不仅有介绍达尔文的书，而且也开始有了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小册子。这些书曾使我十分兴奋，也构成了我早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暑假，我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当时我没有条件找到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哲学原著，只能猜测着理解那些复杂的语义，这对我的逻辑思维能力，着实是个很好的训练。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是对我相当重要的一本书，让我头脑中理想的乌托邦具体化，让我看到了生活在具体可信的情节中的书中主人公，也使我明白了什么是革命者。拉赫美托夫是《怎么办——新人的故事》里面的主要英雄，着墨不多，露面很少，是一个很隐蔽、很神秘的人物。他晚上睡钉板，白天穿干净的衬衫将背上的血迹遮掩起来。他既是学者，又运筹帷幄指挥革命运动。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法的楷模，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都起着榜样的作用。理想主义、自我要求和牺牲精神，是我在早年就为自己确定的做人的基调。

当时我也能读到一些现代散文名篇，像朱自清、闻一多、郁达夫等等，但最喜欢的是鲁迅，尤其他的《野草》是我钟爱的文字。鲁迅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野草》连同题辞一共24篇短文，文字隐晦，却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呈现了鲁迅生命的存在。所以鲁迅又说，并不希望青年人读他的《野草》，那是“为自己的”。我的心智大概从小就比较早熟，读到鲁迅的时候最喜欢《野草》。透过鲁迅混杂、模糊的文字意象，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甚至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黄金世界”里也可能有的黑暗……《野草》里的那种悲凉，我虽然感觉得到却说不清，因为当时的我正是鲁迅所谓“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过客》曾问：“前方是什么？”小女孩说“前面是花园”，小女孩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老人则回答说：“前面不过是坟。”显然老人的判断更接近真实。可是在确定了“前方是坟”以后，我们仍然有两种人生态度可以选择：老人认为既然前面注定了是坟墓，人的奋斗就没有了意义，这是现实的悲观主义者态度；过客明知道前面是坟墓，奋斗一定没有好结果，但是仍然要往前走，他觉得前面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呼唤着自己，这声音其实就是内心的命令。过客的态度，是鲁迅自己的选择，后来也成了我一生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