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苦禅金石缘》展览于今年3月24日在北京画院开幕。我国当代写意花鸟画宗师李苦禅先生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亦涉猎于金石学范畴，并将金石美溶化在自己的创作中，造诣颇深。这次展览所展出的碑帖，全系李苦禅先生的个人收藏。这是近几十年来以个人收藏碑帖举办的极具特色的展览。为此，我们不仅选发了苦禅先生的儿子先生的文章，还将在以后陆续发表李苦禅先生收藏的碑帖，以飨读者。

近年来，一些艺术门类，每当说到“要有民族优秀传统特色的创新力作”，往往强调“须加进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这当然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是否为真“元素”，是否真的能够有机地融会成为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之灵魂的力作，而并非只是拿一些貌似民族特色的“元素”，做一些堆砌、撮合或点缀。
其实在这方面，前辈早有现成的好经验，但由于近代的某些历史原因，特别是时风之下往往令人心态浮躁，不会留心去研究借鉴。

春暖之月开幕的《苦禅金石缘》展览或许将会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苦禅宗师的人品与艺品实乃他与他的艺术之所以形成的诸多元素的总和。其元素固然很丰沛，但有一方面的元素却似乎已被历史的原因所淡漠，甚而全然忽略。这就是苦禅艺术的“金石元素”和与之不可分离的艺术灵魂。

“金石学”原本萌于汉唐，是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初盛于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当时此学的佼佼者。还有吕大临、欧阳修、薛尚功、王俅等著名学者成为了金石学的奠基人。

然而到了元、明两朝，金石学已趋衰微，不过，到了清代乾隆直至民国初年，却成了金石学的极盛期，仿佛沉睡了千百载的金石文明，突然变成了历久弥新的“文明活化石”，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发掘出了太多的文化宝藏；闻所未闻的好东西再古，也是一种“新”——极富生命力的新！于是，参与者多了，著述亦颇丰，学者黄易、端方、吴式芬、陈介祺、李佐贤、潘祖荫、孙诒让、盛昱、吴大澂、叶昌炽、康有为、罗振玉、闻一多、鲁迅、郭沫若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涉足其中，蔚为大观。

金石学的兴盛丰富了中华传统的人文环境，而新的人文环境必定要陶冶出一些新的人才，当然“金石学新元素”的空前丰厚也必定滋养了传统画坛，出现了一些具有“金石魂魄”的新书画家。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等书画大家作品中所明显表现出的“金石美”，以及诸多文人和“印人”所追求的“金石美”，为原已极其丰厚的中华审美宝库又增添了更多的新元素。

一些传统的文人画家逐渐开始自觉地在书画作品中融入了金石美。商周以降的钟鼎铜器之类的铭文款识拓片与碑铭、摩崖、佛窟石刻以及汉砖、汉画像石和秦玺、汉印的拓本，即金石美的代表性载体，都令书画家从中汲取了可贵的“新元素”，令文人写意画由此而为之一变！

赵之谦以《龙门造像记》的“魏碑”融于书画，吴昌硕以先秦《石鼓》的“大篆”融于书画，齐白石以《白石神君碑》《天发神忏碑》等等金石风骨融于书画。尤其吴、齐二家，皆以铁笔篆刻艺术切入，赋予大写意画史上前无古人的“金石魂”，深刻影响于同时和后世的书画。

齐白石大宗师曾三次提出，要弟子李苦禅学习篆刻，但是都被李苦禅婉言回避了。事后，李苦禅说:“以铁笔篆刻融金石之美入画，吴、齐两位已达高峰，再走这个路子是绝不会超过两位老前辈的，其实白石老师鼓励弟子勿学其手，而要师其心(白石题画句有‘人也学吾手，英也夺吾心’，英即李英——苦禅。)即要师其心，就可以从更广阔的路子来体会金石美，可以从广罗各种金石拓本来融合金石美入于书画。”

因此，在李苦禅一生中极重搜集金石拓本，虽历经劫难，屡失屡觅，却矢志不移，而且劫余之物，在学术开放的今朝仍可办成一个可观的展览，与观众见面。

人们可以从展出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与清朝的金石艺术之拓本珍藏中，从苦禅先生的题跋和论述中得到研习“金石美”的启示。

例如:他一方面认为金石美是人与自然“合作”形成的。金石文字历经风雨泐蚀，反而更美，常摹写金石拓本细审其美，自可创造出有“金石韵味”的书画。甚至在他的题跋中写道“后碑泐甚，不可辨……如常读之，加以体会，一似败壁陈纸，久审观之，山川峰峦，来龙去脉，幻变如真，陈于目前胸次矣！习此帖者何独不然？”(跋《高灵庙碑》)

“古碑，尤其摩崖，年远日久而字画石痕岂无漏迹？真珊瑚枝、金刚画矣！且石经风雨蚀，宛然山水画，可宝也！”(跋《汉鄐君开道记》)

同时，他也从中探索中国书法发展的种种脉络。如跋《鲁孔子庙之碑》:“此碑微兼篆隶，亦字体变通之特出者。笔画灵活，构造自然，如天真小儿，行止无定。习此碑者宜与《曹子建碑》列为一门。”

又跋《龙门二十品》:“六朝人能造新字，是其优越处。盖字不新即乏艺术性。如狂草变化万端，风雷电掣，蛇龙幻化者是也。若下笔规正排比演算子，则八股文字及书生抄经矣！”

我经常协助家父苦禅先生搜集金石资料，1961年在丹桂旧书市我发现了一份民国初年石印的《高丽好大王碑》的缩小本，仅售价一角，足见它在当年属于“冷门书”。苦禅老人颇为喜爱其资料性的同时，极为焦虑其历史误判——当时出版方与不少人都将历史上的“高丽”和“高句丽”混为一谈，因此误将《高句丽好大王碑》(公元414年立)印成《高丽好大王碑》。高句丽王族高氏，据《晋书》载“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可当时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研究薄弱，将“高句丽”与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对这个历史学的大错误苦禅老人曾叮嘱相关单位，一旦再版印制《好大王碑》，务必要将“高丽”改成“高句丽”。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国内外对此碑历史内容严重判断错误的现实后遗症，为纠正这一错误，中国史学界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而这些专著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好大王碑》早期拓本记述的内容。

仅举一例即可见，金石学兴盛的人文意义及其对近代书画家的影响绝不止于金石美，它在文字与书法艺术的演化、史学论证的正本清源等等多方面，都具有很深广的意义。将淡漠了数十年的“金石学”重新予以继承弘扬，对国学普及教育，尤其对书画专业教学领域，乃至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苦禅金石缘》大展乃是一个既古又新的特殊展览，它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到，做一位真正的中国书画家需要具备太多方面的国学修养元素，更要明确诸元素的有机融合绝不是表面的符号式的装点，更不是猎奇似的“装置”，而是要展现中华民族独特审美的灵魂！即“要元素，更要灵魂”。当代“振兴中华”的庞大工程正期待着我们从一点一滴的钩沉补缺工作积聚而成，此次展览即是我们所做的一项具体工作，希望能引起同仁同胞们的关注与支持。
在此展开幕之际，不禁想到了家母李慧文多年来对先父李苦禅事业的全力支持，对金石藏品的精心保护。在筹办此展览期间，她卧病在床，还叮嘱我们要选出最好的碑铭藏品，精心办好展览。不久前，她老人家与世长辞了！但我想，二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会为《苦禅金石缘》大展的面世，感到无限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