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孙文明在中国二胡领域的地位，人们都知道刘天华与华彦钧，对孙文明很少提及。其实，孙文明对二胡的贡献并不亚于瞎子阿炳，笔者认为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阿炳！

如果说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华彦钧是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重要代表的话，下半叶初当推孙文明。孙文明与刘天华、华彦钧一样，都为中国二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他与阿炳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盲人，有着坎坷凄苦的人生经历，他们的作品根基都建立在传统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表达了对坎坷人世的感慨，令人超越时代，与之共鸣。要说不同的话，阿炳和孙文明的创作素材虽然都取自常锡滩簧、江南丝竹和民间小调，但阿炳主要是借鉴了道家音乐，而孙文明则旁及京剧及广东音乐，并将二者巧妙融合在一起。另外孙文明与阿炳毕竟生活在两个时代，他的作品中向往光明的成分要多一些。

我之所以说孙文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阿炳，有如下理由：

我们不仿做一比较：1、从二人留下的乐曲看：阿炳留下三首二胡独奏曲，孙文明留下有录音的11首，已发表的有8首独奏曲。

2、阿炳一生流浪颠簸，生活在社会底层，虽然经杨荫浏先生抢救录下了三首二胡曲，但他没有传人。而孙文明也是颠沛流离，生活经历与阿炳相同，但他赶上了好时光，1958年被上海民族乐团发现，并被聘在上海民族乐团与上海音乐学院任教达两年，培养了林心铭、吴之岷、吴赣伯、刘树秉、胡祖庭、郑豪南等六名二胡学生，使他的技艺有了传人。

3、孙文明创造性地发展了二胡的演奏技艺，在二胡演奏的技法创新方面，比阿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孙文明在短短十多年的音乐生涯中，他的成就是伟大的，在二胡创作、演奏技巧的创新、启发和影响方面，他跟刘天华、华彦钧应可说是鼎足而立的。孙文明应与刘天华、华彦钧一样，在中国二胡发展史上占有同等的重位。

可是，为什么许多年来，孙文明却悄无声息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是在中国的报刊舆论宣传上对阿炳及《二泉映月》许多年来宣传的过多，据统计40多年来仅关于《二泉映月》乐曲的介绍与研究文章，见诸报刊的已不下百余篇，至于文人墨客所写的散文、评论、随想、诗歌等文章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为什么《二泉映月》宣传得如此盛大？让我们回顾一下弦乐合奏《二泉映月》诞生的前前后后，就可以看出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地关系。四人邦执政时，江青曾指责吴祖强改编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是个“很不成熟的作品，此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存在很大缺点，要做很重要的修改。”并在改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欺骗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家奥曼地说“改编者坚持不同意演出”，演出这个作品“不能起到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作用”等，迫使弦乐合奏《二泉映月》不能在美国费城上演。四人邦倒台后，李德伦继指挥复活并于1977年上演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受到了热烈欢迎。1978年6月，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指导小征泽尔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指挥演出《二泉映月》，指挥本人为这首乐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此后，中国唱片公司随即发行了演出实况，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总谱，许多乐团和指挥都演奏了这首作品。再之后，小征泽尔在中央音乐学院听了姜建华演奏《二泉映月》时，感动地跪下听。从此后，关于《二泉映月》的宣传就铺天盖地，迅速红了起来，以至于在音乐生活中嬴得了它也许甚而过分了的位置。

与此同时，孙文明与他的二胡曲则被冷落，关于孙文明的宣传介绍文章少而又少，以至于险些被人遗忘的地步。前些年笔者为研究孙文明，东寻西找才搜集到了六篇文章，后来我在杭州的一家琴行买到香港龙音出版的“民间音乐家孙文明纪念专集”，其中有纪念孙文明与研究文章20余篇，是一个非常全面介绍孙文明的专集。但可能是因为价格较高（200元）、出版发行量少，更因宣传力度不大，所以鲜为人识。

二是演奏孙文明的乐曲难度很大。

他在八首作品中用了六种不同的定弦，除了常用的Ｃ、Ｄ、Ｇ、Ｆ四种调外，他还大胆地使用了不用千斤与八度定弦的方法，扩展了二胡的表现力，仅此一项就令一般的二胡演奏者望而生畏了。另外他用的二胡非常特殊，琴筒大，琴杆比一般二胡要长出５公分左右，用的弦粗，而且演奏时用两腿夹着拉的，有很大的难度。在演奏中他还独创了许多他那独特的弓指法，这也许正是少有人演奏孙文明作品的原因之一吧。

三是现在二胡发展的大环境，导至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对孙文明进行研究与演奏。近三十年来中国二胡发展是迅速的，二胡的演奏技巧飞速发展，创作的作品日益增多，学习二胡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其中有一种倾向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二胡越来越小提琴化，在二胡教学与演奏实践中，许多人热衷于炫技，并追求演奏的外在形式，却忽视了二胡真正的中国传统风格。这也是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心浮燥在二胡人中的反映。

孙文明比阿炳小35岁，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但令人惊异的是两人同样的命运，同是瞎子，同样流浪颠簸以二胡为生，同样向民间音乐学习，丰富创作了二胡曲。他俩虽没有见过面，却有着一种奇妙的缘份。

孙文明生前非常敬仰阿炳，虽然没有见到华彦钧，却与阿炳有着不了的情缘，有几个动人的小故事可以佐证：

其一，1952年他在上海奉贤结婚后，由比他小１４岁的内弟潘根元陪着他为他牵引带路、安排食宿、收点钱钞。一次在无锡的客店里他偶然听到了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一曲，急忙打听阿炳的住址，想去拜见他，却没有找到，因为那时阿炳已经过世了。但那首《二泉映月》却深深地印在了孙文明的脑子里。

其二，1954年4月１日，他妻子潘亚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孙文明为她取名为“音月”，据她回忆，她父亲曾亲口告诉她：“取‘音月’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无锡阿炳，称颂《二泉映月》一曲，‘音月’与‘映月’音同字不同。”

其三，1958年８月，当上海民族乐团的周皓去寻找他时，他已到青浦县练塘镇演出去了，当他寻到练塘时，孙文明又到昆山去了，就这样他从昆山追到吴县等地，一直追到无锡，才在一个茶馆里找到了他，巧合的是在阿炳的家乡无锡找到了他。周皓很有感触，他说：“瞎子阿炳是无锡人，而我在无锡也找到了瞎子阿炳第二，真是巧合。”

其四，正因为孙文明深受阿炳《二泉映月》的影响，在他的作品《流波曲》中可以看到有与《二泉映月》相似的地方，他吸收了二泉的音调，却又完全符合流波曲的发展逻辑，运用得非常巧妙。

从以上的几个小故事可以看出孙文明对阿炳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我想他一定会将华彦钧的演奏风格发扬光大，对中国二胡有着更大的贡献。

孙文明于1962年12月13日因病英年早逝，年仅34岁。他才华横溢，善演奏，能创作，艺术造诣很深。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弹乐》、《流波曲》、《四方曲》、《人静心安》、《送听》、《夜静箫声》、《春秋会》、《杜十娘》等八首二胡作品，可谓是“生之短暂，曲之绵长”。

这八首独奏曲今人若是全部演奏下来十分困难，因为孙文明在此中创造性地发明运用了一些独特地与众不同的演奏手法。比如定弦，就有五度定弦、八度定弦、独弦演奏、不用千斤四种定弦法。在左手的演奏上就有换把滑音、多用高音区、三指代替四指按弦、常用大跳把、小六度指位的运用、小指倚音、虚实指的交替使用、柔弦与不柔弦的交替使用等多种手法。在右手运弓上有虚弓、压弓、双毛弓、弹弓、弹后接虚弓、弹后接实弓、弹后接介乎虚实之间的各种不同力度的弓法。

孙文明以这些技法创造了自已独特的二胡演奏风格，他来自民间、植根於民间、汲取民间音乐的精华后又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形成了他自已独特的二胡演奏艺术，终于成为继刘天华、阿炳之后的又一代二胡宗师。

笔者从2003年开始对孙文明进行了研究与演奏，开始时我手中只有孙文明的八首二胡曲（发表在1997年12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二胡名曲荟萃》），但没有音响资料与文字资料。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寻找，终于买到了香港龙音出版的孙文明纪念专集，对其中的文章仔细研读，对孙文明的原始录音认真倾听。可是当我操琴演奏时，却感到了茫然！特别是从没用过的不用千斤与八度定弦，难度其大是从未遇到过的。更为困难的是用一把二胡怎么能演奏出八首定弦不同的乐曲？我反复试验，前后用了三把不同定弦的二胡才能演奏。可是我想当年孙文明跑码头时不也只是只用一把二胡吗？他用的琴简陋之极，琴杆是他在一个小旅馆里摸到一个铜制的空心床杆而讨来请人加工装上两个琴轴，弓子是细竹软弓黑马尾，只有很少的弓毛，琴弦是粗的丝弦，琴筒是圆形的铜筒，琴皮蒙的是乌蛸蛇皮，琴码是火柴杆折叠起来的，他用的就是这样简陋的琴。而如今的条件比孙文明当年所用的琴不知好多少倍，他能演奏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我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反复试验捉摸，终于我用了一把二胡及巧妙地千斤设计，将这八首乐曲全部演奏了下来。但孙文明的乐曲民间风格特强，如《弹乐》要奏出评弹中三弦、琵琶的味道；《杜十娘》要奏出评弹蒋调的风格，而且只用一个食指演奏，难度极大；《流波曲》的悲怆凄凉不亚于《二泉映月》；双弦的演奏与广东音乐的韵味很难把握等等，都很难演奏。为了练好他的乐曲，我向在苏州的亲戚借来蒋调评弹的CD反复研究；我还专程到上海向孙文明的亲传弟子吴之岷先生学习了解孙文明的故事与演奏方法，吴先生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与指导。就这样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孙文明的八首独奏曲全部录制成功，于2004年7月我在杭州举办“从艺40周年胡琴独奏音乐会”时，出版发行了我的二胡专辑（两碟装），其中之一是阿炳全集（华彦钧三首、孙文明八首，共十一首乐曲）。

华彦钧、孙文明是中国二胡史上卓有贡献的两个“阿炳”，著名指挥家郑小瑛称赞孙文明是“与阿炳华彦钧可以齐名的我国非常优秀的民间音乐家”。让我们铭记他们的贡献，学习他们留给我们的乐曲，特别是在当今的时代多学习这些民间艺人传统的演奏风格，对二胡演奏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010年3月1日写于杭州天都琴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