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雕塑是佛教艺术的典型体现，它主要保存于历代开凿的洞窟和兴建的寺院中。东汉末年，笮融造佛寺，寺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一般认为这是中国雕造佛像的最早记载。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有不少是金铜像(用铜或青铜铸造，表面镏[liu 流]金)，其造型基本仿照印度。

　　从东晋起，佛教造像开始进入它的昌盛期。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金铜坐佛像，是国内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现收藏于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标志着定型化的单身佛像的雕造已普遍出现。这时的佛像，已不是对印度佛像的单纯模仿，而开始具有了中国色彩。以东晋戴逵父子为代表的雕塑家，曾致力于中国式佛像的创作。相传戴逵在会稽山阴灵宝寺作阿弥陀佛像和两旁菩萨像，初步完成后，他隐坐幕后，细心听取各种议论，然后以三年时间反复修改，一座完美的雕像终于面世。

　　除了单身造像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大兴凿窟造像之风。国内现有石窟遗存约100多处，它们分布于历史上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其中享誉中外的有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等。

　　石窟艺术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的有机结合体，而雕塑是石窟的主体。石窟雕塑的题材，主要是佛像(包括各种佛、菩萨、罗汉、护法像)、佛经故事(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供养人(出资造像者)像等。中国佛教雕塑的艺术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的、民族的和地区的特点。

　　公元3世纪，印度佛教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地区，形成龟兹石窟体系和于阗佛寺艺术，我们称之为“西域佛教艺术”。西域造像通常技法简明古朴，比例适度，面相丰圆，肢体雄健，神情娴静恬适，衣纹质感较强。这表明它较多地受了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西域佛教艺术东渐玉门关内，便形成凉州佛教艺术。

　　5世纪中叶，北魏统一北方，开始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雕凿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集中体现在昙曜主持开凿的五个洞窟中。由于当时佛教艺术传入中原地区时间不长，开凿昙曜五窟的基本力量又是来自西部凉州的工匠，所以其中仍保留着较多的印度艺术风格。佛像外穿袒露右肩的袈裟；衣纹或为平行、隆起的粗线条，或为细密贴身的平行弧线；面相浑圆，细眉长目，深眼高鼻，嘴角露出淡然微笑；两肩齐亭，胸部厚实。菩萨像则上身袒露，胸前佩带项圈、璎珞[ying luo 英洛](贯穿珠玉而成的装饰品)。

　　昙曜五窟之后的云冈其他石窟，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倾向。洞窟平面由马蹄形变为方形，有前、后室；造像中大型佛像减少，而题材有所增加；佛像的面相由圆形趋于长圆，躯体健壮适中；服装衣纹简化。这与孝文帝太和(公元477—499年)初年着手的汉化改革相适应。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后，云冈石窟的造像更趋汉化。佛像面相清瘦，颈长，削肩，躯体修长，服装以褒衣博带式为主。

　　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

　　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其造像受南朝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相风格影响，褒衣博带，性格爽朗，神采飘逸。北齐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与曹仲达的“曹衣出水”风格类似，服装轻薄，以波浪式线条显示。隋代龙门造像趋于华丽，佛像戴宝冠，菩萨饰璎珞；飞天迎风翱翔，衣带飘舞，富有动态之美。

　　郑州出土的北魏石造像碑

　　唐代是我国雕塑艺术灿烂辉煌的时代。雕塑作品奇艺骈罗，精美绝伦，雕塑技术圆熟洗练，充分体现出雄健奔放的时代气息。

　　龙门石窟的开凿，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极盛。奉先寺大像卢舍那佛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造像。大像始凿于唐高宗时期，至武则天时期完成。卢舍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意思是光明普照。武则天自称她做皇帝符合佛的旨意，所以有意通过佛像的雕造来体现自己的权威。卢舍那佛坐像，通高17米多，位于石窟中央。佛像仪表堂堂，比例匀称；丰颐秀目，表情慈祥而恬静；嘴角微翘，显出微微笑容；头部稍下倾，目光好像在关注着芸芸众生。佛的温雅敦厚的人间形象，使人感到亲近；而崇高神秘的宗教效果，则令人心生敬畏。

　　唐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这时期的造像，圆润丰腴，体形健美，宽妆高髻，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和完善，充分体现盛唐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从龙门石窟、佛光寺彩塑、敦煌彩塑等现存作品中，可以想见当时佛教艺术舞台上雕塑家们各领风骚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甘肃敦煌和天水麦积山，因石质疏松，不宜凿刻，艺术家们便匠心独运，改为彩塑(在泥塑上涂以颜色)。莫高窟的北魏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