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应迁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启诸奠九饭之仪不。左仆射王俭议：“奠如大敛。贺循云‘从墓之墓皆设奠，如将葬庙朝之礼’。范宁云‘将窆而奠’。虽不称为祖，而不得无祭。”从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庙，今迁祔葬，庙有虞以安神，神既已处庙，改葬出灵，岂应虞祭？郑注改葬云‘从庙之庙，礼宜同从墓之墓’。事何容异！前代谓应无虞。”左仆射王俭议：“范宁云‘葬必有魂车’。若不为其归，神将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灵设祭，何得不祭而毁耶？贺循云‘既窆，设奠于墓，以终其事’。虽非正虞，亦粗相似。晋氏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设虞非疑。”从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宫臣疑所服。左仆射王俭议：“《礼记·文王世子》‘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且汉魏以来，宫僚充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昔庾翼妻丧，王允、滕弘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邪？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居官之身，并合属假，朝晡临哭悉系东宫。今臣之未从官在远者，于居官之所，属宁二日半，仍行丧成服，遣笺表，不得奔赴。”从之。
太子妃斩草乘黄，议建铭旌。仆射王俭议：“礼，既涂棺，祝取铭置于殡东，大敛毕，便应建于西阶之东。”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毙，建九旒。有司又议：“斩草日建旒与不？若建旒，应几旒？及画龙升降云何？又用几翣？仆射王俭议：“旒本是命服，无关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妃与储君一体，义不容异，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旒。大明旧事，是不经详议，率尔便行耳。今宜考以礼典，不得效尤从失。吉部伍自有桁辂，凶部别有铭旌，若复立旒，复置何处？翣自用八。”从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从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后，灵还在道，遇朔望，当须设祭不？”王俭议：“既虞卒哭，祭之于庙，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时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国不行权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后，朔望设祭。帝室既以卒哭除丧，无缘方有朔望之祭。灵筵虽未升庙堂，而舫中即成行庙，犹如桓玄及宋高祖长沙、临川二国，并有移庙之礼。岂复谓灵筵在途，便设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复俟祭。宋懿后时旧事不及此，益可知时议。”从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未审当月数闰？为应以闰附正月？若用月数数闰者，南郡王兄弟便应以此四月晦小祥，至于祥月，不为有疑不？”左仆射王俭议：“三百六旬，尚书明义，文公纳币，春秋致讥。《谷梁》云“积分而成月”。《公羊》云“天无是月”。虽然，左氏谓告朔为得礼。是故先儒咸谓三年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夫闰者，盖是年之余日，而月之异朔，所以吴商云“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今杖期之丧，虽以十一月而小祥，至于祥缟，必须周岁。凡厌屈之礼，要取象正服。祥缟相去二月，厌降小祥，亦以则之。又且求之名义，则小祥本以年限，考于伦例，则相去必应二朔。今以厌屈而先祥，不得谓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条，情无异贯，没闰之理，固在言先。设令祥在此晦，则去缟三月，依附准例，益复为碍。谓应须五月晦乃祥。此国之大典，宜共精详。并通关八座丞郎，研尽同异。”
尚书令褚渊难俭议曰：“厌屈之典，由所尊夺情，故祥缟备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从期可知。既计以月数，则应数闰以成典。若犹含之，何以异于缟制？疑者正以祥之当闰，月数相县。积分余闰，历象所弘。计月者数闰，故有余月，计年者苞含，故致盈积。称理从制，有何不可？”
俭又答渊难曰：“含闰之义，通儒所难。但祥本应期，屈而不遂。语事则名体具存，论哀则情无以异。迹虽数月，义实计年，闰是年之归余，故宜总而苞之。期而两祥，缘尊故屈，祥则没闰，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举。经记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闰，则祥之去缟，事成二月，是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后岁，名有区域，不得相参。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书上月，初不言闰，此又附上之明义也。郑、射、王、贺唯云期则没闰，初不复区别杖期之中祥，将谓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后禫，有闰别数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于浸缟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渊又据旧义难俭十余问，俭随事解释。
祠部郎中王圭之议，谓“丧以闰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闰，则略而不言。今虽厌屈，祥名犹存，异于余服。计月为数，屈追慕之心，以远为迩。日既余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于情唯允。仆射俭议，理据详博，谨所附同。今司徒渊始虽疑难，再经往反，未同俭议。依旧八座丞郎通共博议为允。以来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诏“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问左仆射王俭：“中军南郡王小祥，应待闻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闻喜公八月发哀，计十一月之限，应在六月。南郡王为当同取六月，则大祥复申一月，应用八月，非复正月，在存亲之义，若各自为祥，庐垩相间，玄素杂糅，未审当有此疑不？”俭曰：“送往有已，复生有节，罔极非服制所申，祥缟明示终之断。相待之义，经记无闻。世人多以庐室衰麻，不宜有异，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谓任情径行，未达礼旨。昔撰《丧记》，已尝言之。远还之人，自有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辞以不变？礼有除丧而归者，此则经记之遗文，不待之明据。假使应待，则相去弥年，亦宜必待，乃为衰绖永服以穷生，吉蠲长绝于宗庙，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则旬月之间，亦不容申。何者？礼有伦序，义无徒设。今远则不待，近必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杂，则古有异宫之义。设无异宫，则远还之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所以然者，《奔丧礼》云‘为位不奠’，郑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闻哀不时，实缘在远。为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为而然，不关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弥复非疑。谓不应相待。中军祥缟之日，闻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及至忌辰变除，昆弟亦宜相就写情而不对客。此国之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共尽同异，然后奏御。”司徒褚渊等二十人并同俭议为允，请以为永制。诏“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闻喜公国臣疑制君母服。俭又议：“《礼》‘庶人为国君齐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属是也’。又诸侯之大夫妻为大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轻微疏远，故不得尽礼。今皇孙自是蕃国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妇。宫臣得申小君之礼，国官岂敢为夫人之敬？当单衣白帢素带哭于中门外，每临辄入，与宫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仆射王晏等奏：“案《丧服经》‘为君之父、长子，同齐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群臣应降一等，便应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参议，谓宜重其衰裳。减其月数，同服齐衰三月。至于太孙三年既申，南郡国臣，宜备齐衰期服。临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祢先储，二公国臣，并不得服。”诏依所议。
又奏：“案《丧服经》虽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二汉以来，此礼久废，请因循前准，不复追行。”诏曰：“既久废，停便。”
又奏：“伏寻御服文惠太子期内不奏乐，诸王虽本服期，而储皇正体宗庙，服者一同，释服，奏乐、姻娶，便应并通。窃谓二等诚俱是嘉礼，轻重有异：娶妇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乐，礼有明文。宋世期丧降在大功者，婚礼废乐，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诏“依议”。
又奏：“案礼，详除皆先于今夕易服，明旦乃设祭。寻比世服临然后改服，与礼为乖。今东宫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孙服临方易服。臣等参议，谓先哭临竟而后祭之。应公除者，皆于府第变服，而后入临，行奉慰之礼。”诏“可”。
建武二年，朝会，时世祖遏密未终，朝议疑作乐不。祠部郎何佟之议：“昔舜受终文祖，义非胤尧，及放勋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晋康帝继成帝，于时亦不作乐。怀帝永嘉元年，惠帝丧制未终，于时江充议云，古帝王相承，虽世及有异，而轻重同礼。”从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宗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群臣泄哀之仪，应定准。下二学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为“名立义生，自古之制。文帝正号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极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捴议曰：“寻尊号既追，重服宜正，但已从权制，故苴杖不说。至于钻燧既同，天地亦变，容得无感乎？且晋景献皇后崩，群臣备小君之服。追尊之后，无违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礼矣。虽臣子一例，而礼随时异。至尊龙飞中兴，事非嗣武，理无深衣之变。但王者体国，亦应吊服出正殿举哀，百寮致恸，一如常仪。”给事中领国子助教谢昙济议：“夫丧礼一制，限节两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礼，斯尽至爱可申，极痛宜屈耳。文皇帝虽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极，实缘于性。今言臣则无实，论己则事虚。圣上驭宇，更奉天眷，祗礼七庙，非从三后，周忌祥禫，无所依设。”太学博士崔愝同陶韶议，太常沈倓同李捴议，国子博士刘警等同谢昙济议。
祠部郎何佟之议曰：“《春秋》之旨，臣子继君亲，虽恩义有殊，而其礼则一，所以敦资敬之情，笃方丧之义。主上虽仰嗣高皇，尝经北面，方今圣历御宇，垂训无穷，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窃谓世宗祥忌，至尊宜吊服升殿，群臣同致哀感，事毕，百官诣宣德宫拜表，仍致哀陵园，以弘追远之慕。”尚事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议。诏“可。”
海陵王薨，百官会哀。时纂严，朝议疑戎服临会。祠部郎何佟之议：“羔裘玄冠不以吊，理不容以兵服临丧。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时百寮入临，皆于宫门变戎服，著衣夹，入临毕，出外，还袭戎衣。”从之。
赞曰：姬制孔作，训范百王。三千有数，四维是张。损益彝典，废举宪章。戎祀军国，社庙郊庠。冠婚朝会，服纪凶丧。存为盛德，戒在先亡。
译文
礼下
建元四年，高帝去世下葬，昭皇后的灵位应当迁祔到高帝的宗庙中合祭。祠部对是否需要举行祖祭（出殡前的祭祀）、遣启（送别亡灵的祭祀）以及九饭（祭祀中给亡灵供饭九次）等礼仪存在疑问。左仆射王俭议论说：“下葬前的祭奠礼仪如同大敛（给死者穿衣入棺的礼仪）。贺循说‘从旧庙到新庙，都要举行祭奠，如同将要下葬前在宗庙朝庭举行的礼仪’。范宁说‘将要下葬时举行祭奠’。虽然不称为祖祭，但不能没有祭祀。”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有关部门又上奏：“昭皇后的神主已经安放在宗庙中，如今迁移合葬，宗庙中应当举行虞祭（安葬后安魂的祭祀）来安定神灵，神主已经在宗庙中，现在改葬迁出神灵，是否还应当举行虞祭？郑玄注释改葬的礼仪时说‘从一个宗庙迁移到另一个宗庙，礼仪应当与从墓地迁移到墓地相同’。情况怎么会有差异呢！前代的惯例认为不应当举行虞祭。”左仆射王俭议论说：“范宁说‘下葬时必定要有魂车（载运亡灵的车）’。如果不为亡灵安排返回的仪式，神灵将在哪里安身呢？世上改葬时，就在墓地设置灵位举行祭祀，怎么能不祭祀就毁掉灵位呢？贺循说‘下葬后，在墓地举行祭奠，以完成丧葬之事’。虽然不是正式的虞祭，但也大致相似。晋朝修复五座皇陵，刘宋敬后改葬，都举行了虞祭。如今举行虞祭没有疑问。”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去世，前任东宫的官员对应当穿什么丧服存在疑问。左仆射王俭议论说：“《礼记·文王世子》记载‘父亲在世时，就是儿子；君主在世时，就是臣子’。况且汉魏以来，东宫的官员配备齐全，臣子的礼节，与对待君、父、师三者相同。从前庾翼的妻子去世，王允、滕弘认为府吏应当为小君（诸侯的妻子）服丧，何况东宫官员的臣子礼节更为重要呢？应当依照礼仪，为旧君主的妻子服齐衰三个月（一种丧服等级），在职的官员，都应当给予丧假，早晚前往东宫哭祭。如今不在东宫任职且身在远方的官员，在任职的地方，给予两天半的丧假，然后举行丧礼、穿上丧服，送上哀悼的笺表，不必奔赴京城。”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子妃的丧葬开始斩草（砍伐墓地的草木，标志丧葬开始）、乘坐黄车（丧葬用的车），有关部门商议建造铭旌（悬挂在灵柩前，书写死者姓名的旗帜）。仆射王俭议论说：“依照礼仪，棺材涂好油漆后，祝官取出铭文放置在殡宫的东边，大敛结束后，就应当将铭旌树立在西阶的东边。”
刘宋大明二年，太子妃去世，建造了九旒的铭旌。有关部门又议论：“斩草那天是否要树立旒？如果树立旒，应当有几旒？以及如何绘制龙形升降的图案？又使用多少翣（古代出殡时棺木两旁的遮挡物）？”仆射王俭议论说：“旒本来是表示官阶的礼服装饰，与丧事无关。如今公卿以下的官员，平时不能完备礼仪，因此在丧事时才树立旒。东宫的等级与上公的九命礼仪相同，太子妃与储君是一体的，道义上不允许有差异，没有理由不遵循常规，另外设立丧事用的旒。大明时期的旧例，是没有经过详细商议，草率实行的。如今应当依据礼典来制定，不能效仿错误的做法。吉礼的仪仗队自有专用的车辆，凶礼的仪仗队另有铭旌，如果再树立旒，又要放置在哪里呢？翣自然使用八个。”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有关部门上奏：“依照大明时期的旧例，太子妃的墓室中有石志（刻有死者生平的石碑）。大臣们商议后认为，墓铭并不出自礼典。近来刘宋元嘉年间，颜延之为王球撰写石志。寒门士族没有碑碣简策，因此用石志来记载德行。从此以后，王公以下的官员，都共同遵循使用。太子妃地位尊贵，礼仪与普通官员不同，已经有了哀策（叙述死者生平德行的文辞），因此认为不需要石志。”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有关部门上奏：“穆妃的卒哭祭（丧葬礼仪之一，哭祭结束后停止哭泣）结束后，灵柩还在返回的路上，遇到朔日（初一）、望日（十五），是否需要举行祭祀？”王俭议论说：“虞祭和卒哭祭之后，在宗庙中举行祭祀，本来是为了排列昭穆的顺序，并不完全等同于丧事结束后吉礼的四季祭祀，因此有朔日、望日的隆重祭祀。藩国不实行临时的制度，刘宋江夏王妃卒哭祭之后，朔日、望日举行祭祀。帝室既然在卒哭祭后除去丧服，就没有理由再举行朔日、望日的祭祀。灵筵（祭祀亡灵的桌案）虽然还没有升入宗庙，但船中的灵筵已经成为临时的宗庙，就像桓玄以及宋高祖的长沙、临川两个藩国，都有迁移宗庙的礼仪。难道能说灵筵在路上，就举行隆重的祭祀吗？由此推断，朔日、望日不需要等待举行祭祀。刘宋懿后时期的旧例没有涉及这种情况，更可以知道当时的议论倾向。”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建元三年，有关部门上奏：“皇太子穆妃在去年七月去世，当年有闰九月。不清楚计算丧期时是否包含闰月？还是应当将闰月附在正月之后？如果按照月份计算包含闰月，南郡王兄弟就应当在今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举行小祥祭（父母去世一周年的祭祀），至于大祥祭（父母去世两周年的祭祀）的月份，是否会有疑问？”左仆射王俭议论说：“三年丧期三百六十天，《尚书》中有明确的含义，鲁文公在丧期内纳币（送聘礼），《春秋》对此进行了批评。《谷梁传》说‘积累时日形成月份’。《公羊传》说‘上天没有这个闰月’。虽然如此，《左传》认为每月初一举行告朔礼是符合礼仪的。因此先儒都认为，三年的期丧（服丧一年），计算年数时不包含闰月，大功（服丧九个月）以下的丧服，计算月份时包含闰月。闰月，大概是一年中剩余的日子，与其他月份的朔日不同，因此吴商说‘包含闰月来确定丧期，符合情理’。如今杖期（手持丧杖服丧一年）的丧服，虽然在十一月举行小祥祭，但至于大祥祭和禫祭（丧期结束的祭祀），必须满一年。凡是降低等级的丧礼，都要效仿正式丧服的规定。大祥祭和禫祭相隔两个月，降低等级的小祥祭，也应当以此为准则。另外，从名义上来说，小祥祭本来是按照年限确定的，从伦理惯例来看，两次祭祀之间必定相隔两个朔日。如今因为降低等级而提前举行小祥祭，不能说这不是期丧，事情既然属于同一类，情理也没有不同，计算年数时不包含闰月的道理，本来就应当优先考虑。假如小祥祭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举行，那么距离禫祭就有三个月，依照惯例，更加不合适。臣认为应当在五月的最后一天举行小祥祭。这是国家的重大典章制度，应当共同精心商议。同时通知八座丞郎，深入研究其中的异同。”
尚书令褚渊反驳王俭的议论说：“降低丧礼等级的典章制度，是因为被尊长剥夺了个人的哀情，因此大祥祭和禫祭的礼仪完备，但年限和月份没有完全遵守。如今在十一月举行小祥祭，从期丧的规定可以得知。既然按照月份计算，就应当包含闰月来完成典章制度。如果仍然包含闰月，与禫祭的制度有什么不同呢？产生疑问的原因正是小祥祭遇到闰月，月份相差较大。积累时日形成闰月，是历法所弘扬的。计算月份时包含闰月，因此会有多余的月份；计算年数时包含闰月，因此会有积累的时日。依据情理遵循制度，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王俭又回答褚渊的反驳说：“包含闰月的含义，是博学的儒者都感到困难的问题。但小祥祭本来应当满一年，因为降低等级而不能实现。从事情的名称和体例来看，都仍然存在；从哀痛的情感来看，没有任何不同。表面上虽然只过了几个月，但道义上实际上是计算年数，闰月是一年中剩余的日子，因此应当总体包含在内。期丧举行两次祥祭，因为尊长的原因而降低等级，小祥祭不包含闰月，效仿年数的规定，降低等级和遵循年数的规定都得到体现，两种方式都兼顾到了。经典史籍的主旨，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如果五月举行小祥祭，六月是闰月，那么小祥祭距离禫祭就正好是两个月，这样十一月效仿前期的年限，两个朔日效仿后续的年份，名称各有范围，不能相互混淆。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日楚子去世’。《春秋》只记载了上个月，根本没有提到闰月，这又是闰月附在正月之后的明确含义。郑玄、射慈、王肃、贺循只说期丧计算年数时不包含闰月，根本没有再区分杖期丧中的小祥祭，大概是认为不需要多说。成休甫说‘大祥祭之后举行禫祭，如果有闰月就另外计算’，表明杖期丧的小祥祭，不能等同于禫祭的末期。既然恩情是那样的，遵循惯例也是这样的。”褚渊又依据旧有的义理向王俭提出十几个疑问，王俭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解释。
祠部郎中王圭之议论说：“丧礼中闰月的使用，大功、衰服以下的丧服，小祥祭遇到闰月，就简略不提。如今虽然降低了丧礼等级，但小祥祭的名称仍然存在，与其他丧服不同。按照月份计算丧期，压抑追思仰慕的心情，将长远的丧期缩短。闰月是多余的时日，不是正式的朔月，包含闰月而完备制度，在情感上是恰当的。仆射王俭的议论，依据详细渊博，臣谨慎地表示赞同。如今司徒褚渊起初虽然提出疑问，但经过两次往返辩论，仍然没有同意王俭的议论。依照旧例，应当由八座丞郎共同广泛商议后确定。建议在五月的最后一天举行小祥祭，大祥祭和禫祭自然依照常规的期限进行。上奏皇帝后，向朝廷内外颁布执行。”皇帝下诏：“同意。”
皇太子穆妃的丧服事宜，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询问左仆射王俭：“中军南郡王举行小祥祭时，是否应当等待闻喜公？穆妃七月二十四日去世，闻喜公八月发布哀讯，计算十一个月的期限，应当在六月举行小祥祭。南郡王如果同样在六月举行小祥祭，那么大祥祭就会再推迟一个月，应当在八月举行，不再是正月，从维系亲情的道义来看，如果各自举行祥祭，守丧的庐舍和涂白的墙壁相互交错，黑色和素色的丧服混杂在一起，不清楚是否会有这样的疑问？”王俭说：“送别死者有结束的时候，悼念死者有一定的礼节，父母的恩情无穷无尽，但丧服制度有明确的规定，祥祭和禫祭明确标志着丧期的结束。相互等待的道义，经典史籍中没有记载。世人大多认为守丧的庐舍和衰麻丧服，不应当有所不同，因此丧期相差一两个月的人，有的会申请同时除去丧服。这就是所谓的任凭情感随意行事，没有理解礼仪的主旨。从前撰写《丧记》时，已经曾经说过这一点。从远方返回的人，自然有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参加祭祀的，在家中的儿子，有什么理由不改变丧服呢？礼仪中有除去丧服后返回的规定，这是经典史籍的遗文，是不需要等待的明确依据。假如应当等待，那么即使相差好几年，也应当必须等待，这样就会一辈子穿着衰绖丧服，永远断绝宗庙的吉礼祭祀，这是不可以的。如果说不应当等待，那么相差十天一个月，也不允许延长。为什么呢？礼仪有伦理顺序，道义不会凭空设立。如今相差久远的不等待，相差较近的却必须相互等待，违背了礼仪惯例，从情理上也不可取。如果担心兄弟同居一处，吉凶礼仪相互混杂，那么古代就有分开居住的道义。如果没有分开居住，那么从远方返回的儿子，自然应当另外开门立户，以完成丧礼。灵筵的祭奠，跟随在家中的人进行，满两年后就毁掉灵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奔丧礼》说‘设立牌位但不举行祭奠’，郑玄注释说‘因为死者的精神不在此处’。听到哀讯没有及时赶回，实在是因为身在远方。设立牌位但不举行祭奠，更能让人安心。这是因为具体情况而这样做，与嫡庶没有关系。庶子在家，也不需要等待嫡子。更何况太子妃是王室的正妻，中军是嫡长子，地位尊贵，朝廷又实行临时制度，进退更加没有疑问。臣认为不应当相互等待。中军举行祥祭和禫祭的日子，闻喜公只表示哀悼而已，不接受吊唁慰问。到了忌日除去丧服时，兄弟之间也应当相互来往表达哀思，但不接待宾客。这是国家的重大典章制度，应当通知八座丞郎，共同研究其中的异同，然后上奏皇帝。”司徒褚渊等二十人都同意王俭的议论，请求将其作为永久的制度。皇帝下诏：“同意。”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去世，南郡王、闻喜公的藩国官员对为君主的母亲服丧的制度存在疑问。王俭又议论说：“《礼记》记载‘庶人为国君服齐衰丧’。先儒说‘庶人在官府任职的，如同府史之类’。又诸侯的太夫妻为诸侯的母亲服繐衰七个月（一种较轻的丧服），因为关系轻微疏远，因此不能完全遵循礼仪。如今皇孙自然是藩国的王公，太子穆妃是朝廷的嫡妻。东宫的官员能够施行小君的礼仪，藩国的官员怎么敢对太子妃行夫人的礼仪呢？应当穿着单衣、戴着白帢、系着素带，在中门外哭泣，每次哭祭时再进入，与东宫的官员相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右仆射王晏等上奏：“案《丧服经》记载‘为君主的父亲、长子，都服齐衰一年’。如今至尊（皇帝）既然不实行三年的丧礼制度，只服一年的丧服，群臣应当降低一个等级，就应当服大功丧（九个月）。但九个月的功衰丧服，是兄弟之间的丧服，不能用来为尊长服丧。臣等商议后认为，应当加重丧服的衰裳等级，减少服丧的月数，共同服齐衰三个月。至于太孙，三年的丧期已经明确，南郡国的官员，应当完备齐衰一年的丧服。临汝公、曲江公既然不是正嫡，不能祭祀先储君（文惠太子），这两个藩国的官员，都不需要服丧。”皇帝下诏依照他们的议论执行。
王晏等又上奏：“案《丧服经》虽然有‘妾为君主的长子跟随君主服丧’的记载。但汉魏以来，这一礼仪已经废弃很久，请求沿袭先前的惯例，不再恢复实行。”皇帝下诏：“既然已经废弃很久，就停止实行。”
王晏等又上奏：“臣等考察得知，皇帝在为文惠太子服丧的一年内不奏乐，各位藩王虽然本来也服一年的丧服，但储皇（文惠太子）是宗庙的正主，服丧的人应当相同，除去丧服后，奏乐、婚姻嫁娶，就应当都恢复正常。臣等私下认为，婚姻和奏乐这两项虽然都是嘉礼，但轻重有所不同：娶媳妇是为了延续后代，事情并非完全的吉礼，结婚后三天不奏乐，礼仪中有明确的记载。刘宋时期，期丧降低为大功丧的，婚礼中废除奏乐，以表达私人的哀痛，这与前代的典章制度相通。”皇帝下诏：“依照议论执行。”
王晏等又上奏：“案礼仪规定，除去丧服都应当在当天晚上更换衣服，第二天早晨再举行祭祀。考察近来的惯例，都是先哭祭然后再更换衣服，这与礼仪相违背。如今东宫除去丧服的日子，如果依照惯例，皇太孙要先哭祭然后才更换衣服。臣等商议后认为，应当先哭祭完毕然后再举行祭祀。应当除去丧服的人，都在府第更换衣服，然后再进入东宫哭祭，施行慰问的礼仪。”皇帝下诏：“同意。”
建武二年，举行朝会，当时世祖的服丧期还没有结束，朝廷议论是否应当奏乐。祠部郎何佟之议论说：“从前舜在文祖庙接受禅位，道义上并非继承尧的皇位，等到尧去世后，舜停止奏乐三年。近代晋康帝继承成帝的皇位，当时也没有奏乐。怀帝永嘉元年，惠帝的丧制还没有结束，当时江充议论说，古代帝王相互传承，虽然继承的方式不同，但丧礼的轻重是相同的。”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建武二年正月，有关部门因为世宗文皇帝今年正月二十四日是第二个忌日，二十九日举行大祥祭，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祥禫祭，至尊（皇帝）和群臣表达哀痛的礼仪，应当确定标准。将此事下发给国学、太学和八座丞郎商议，博士陶韶认为“确立名号就会产生相应的道义，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文帝被正式追尊为祖宗，排列昭穆的顺序，祥祭、忌日、禫祭的日子，皇帝应当穿着祭服，出太极殿表达哀痛。百官也穿着祭服陪同侍立”。太常丞李捴议论说：“考察尊号已经追封，重要的丧服应当规范，但已经实行了临时制度，因此没有使用苴杖（用粗劣的竹子制成的丧杖）。至于钻木取火的季节已经相同，天地自然也发生了变化，怎么能没有感触呢？况且晋朝景献皇后去世，群臣都服小君的丧服。追尊之后，没有违背皇后的典章制度，追尊的皇帝，本来就应当享受与皇帝相同的礼仪。虽然臣子的礼仪是一样的，但礼仪会随着时代而变化。至尊顺应天命实现中兴，事情并非继承武皇帝的皇位，情理上不需要改变为深衣（古代的一种服装）。但王者以国家为重，也应当穿着吊服出正殿举哀，百官表达悲痛，完全依照常规礼仪。”给事中领国子助教谢昙济议论说：“丧礼是统一的制度，分为两个阶段。虞祭、祔祭表达追念死者的情感，小祥祭抑制生者的哀痛，这是为了尽到极致的爱心，同时适当克制极度的悲痛。文皇帝虽然君主的德行很早就形成了，但对百姓的教化还没有普及，追封尊崇的名号，实在是出于本性。如今说他是臣子却没有实际的君臣关系，说他是亲人却没有真实的血缘关系。圣上统治天下，又承受上天的眷顾，恭敬地祭祀七庙，并非继承三位先帝的皇位，周年忌日、祥祭、禫祭，没有依据设立相关礼仪。”太学博士崔愝同意陶韶的议论，太常沈倓同意李捴的议论，国子博士刘警等同意谢昙济的议论。
祠部郎何佟之议论说：“《春秋》的主旨是，臣子继承君主和亲人的皇位，虽然恩情道义有所不同，但礼仪是一致的，这是为了敦厚恭敬的情感，加深服丧期间的道义。主上虽然仰承高皇的皇位，但曾经向文帝北面称臣，如今圣上统治天下，留下无穷的训诫，对君、父、师三者的恩情，情理上不允许废弃。臣私下认为，世宗的祥祭和忌日，至尊应当穿着吊服登上正殿，群臣共同表达哀痛，事情结束后，百官前往宣德宫呈递表章，然后前往陵园表达哀痛，以弘扬追念祖先的仰慕之情。”尚书令王晏等十九人同意何佟之的议论。皇帝下诏：“同意。”
海陵王去世，百官聚集哀悼。当时处于戒严状态，朝廷议论是否可以穿着军装参加哀悼仪式。祠部郎何佟之议论说：“不能穿着羔裘玄冠（吉服）参加吊唁，情理上不允许穿着军装参加丧礼。刘宋泰始二年，孝武帝的大祥祭那天，当时百官进入宫中哭祭，都在宫门外更换军装，穿上单衣，哭祭完毕后，出宫再换回军装。”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赞语说：周朝创立礼仪，孔子加以修订，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礼仪有三千条之多，维系着国家的四维（礼、义、廉、耻）。增减常规的典章制度，废除或实行典章法度。军事、祭祀、军国大事，社稷、宗庙、郊祀、学校。冠礼、婚礼、朝会，丧服制度、凶礼、丧事。这些礼仪的存在是高尚的德行，应当以亡国的教训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