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 怀 忿忿

注释

(1)豫让:出身自晋国的侠义之士,是侠客毕阳的孙子。早期,他曾先后在晋国两大家族,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寻求发展机会,但均未如愿以尽。后来,他转而投效于智伯,但智伯被赵襄子所害。在智伯死后,他两次试图报仇,却均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刺杀失败被困之时,他请求赵襄子脱下衣服,让自己刺几剑以竭忠心,之后选择了用剑结束自己的生命。

(2)漆身吞炭:豫让第一次刺杀赵襄子未成后被放走,但他依然怀着为智伯报仇的决心。他涂抹了全身并吞食了炭,用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声音,以便能够搭建第二次刺杀的机会。

(3)段规:韩康子的智囊,辅佐韩康子进行谋划。韩康子,本名韩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显贵。

(4)任章:魏献子的策士,提供智识和策略支持。魏献子,即魏献,同样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贵族。

(5)郄疵(xī cī):智伯的忠臣,为智伯所信任。

(6)谆谆(zhūn):说话的态度非常诚恳而耐心。

(7)悻悻(xìnɡ):心情极其懊恼和怀恨的样子。

(8)厚颜(tǐan)无耻:人不知羞耻、无所顾忌的样子。

译文

士人君子想要在世上立足并侍奉君王,既然被称为知己,就应该全力以赴,用尽智慧和策略,忠心地提出建议,巧妙地引导他们,尽量在灾祸未酿成前消除隐患,在动乱未发生前维护和平,这样既能保护自己,也能使君主免于危险。活着时是一代的明臣,死后成为受尊敬的神灵,声名会被世人传颂,历史也会记载其光辉,这才是真正应受赞美的。如果遇见了知己,却不能在乱世之前帮忙纠正错误,而是在失败之后才选择殉道,这种为了名声而牺牲自己的做法,是在迷惑世人,向世俗炫耀,这在真正的君子看来,是不值得肯定的。
因此,我曾经评论过豫让。豫让是智伯的臣子,但智伯被赵襄子杀害后,豫让为了报仇而名声大噪,甚至连不太懂事的普通人也知道他的忠义。但豫让的死虽被视为忠义之举,却仍有不忠的成分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涂身吞炭,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和声音,对朋友说:“我要做的事情非常艰难,能让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感到羞愧。”这难道不显示出他的忠心吗?他三次跳起来,用剑割破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只为智伯报仇而不为中行氏殉死,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对待我像普通人,我也就像普通人一样回报他;智伯把我当作国士,我也就用国士的方式回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豫让的做法是有欠缺的。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他们虽然没有被当作国士对待,却依然力劝他们的君主顺应智伯的无理要求,给予土地,使得智伯得意忘形,加速了自己的灭亡。郄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把他当作国士,但郄疵却能敏锐地看穿韩、魏的真实意图,劝告智伯。虽然智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从而灭亡,但郄疵尽了忠告之责,是无愧于自己的。豫让既然认为智伯把自己当作国士对待,那么作为国士,就应该能够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当智伯贪婪索地、放纵私欲时,豫让就应当竭尽所能,尽自己的责任,恳切劝说智伯:“诸侯大夫应各守本分,不要相互攻伐。如今我们无故向他人索地,如果人家不给,就会怀恨;如果人家应允,就会助长我们的傲慢。怀恨必然会导致斗争,斗争必然会导致失败;傲慢必然使我们瞧不起人,瞧不起人必然会导致国灭。”如果智伯三次不听,豫让就应该在那时选择伏剑而死。智伯虽然愚昧,但面对豫让的至诚,或许会有所觉悟,与韩、魏和解,解除对赵氏的围攻,保全智氏家族,维系宗庙的香火。这样,豫让虽死犹生,岂不比割衣而死更为有意义?但豫让在这关键时刻,却没有说过一句话去开导智伯,只是静观其亡,如同旁观者一般。这样的国士,怎能算是对君主忠诚呢?智伯死后,豫让一时冲动,愿意加入刺客之列,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即使这样,按国士的标准来看,豫让当然不够格。但那些早上还是敌人,晚上却成了君臣,厚颜无耻自以为得意的人,他们才真是比豫让更有过错的人!哎!

赏析

豫让,这位战国时期的晋国人,早年曾效力范氏与中行氏两位晋国大臣。当赵简子击败这两大家族后,豫让转投智伯麾下,深受其赏识与宠爱。好景不长,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消灭了智伯,甚至残忍地用其头骨制成饮器。豫让愤而遁入山林,更名改姓,誓为智伯复仇。他两次尝试刺杀赵襄子,尽管最终失败自杀,但其忠诚与决心永垂青史,《史记·刺客列传》也记载了他的事迹。

方孝孺对豫让的看法,是我们这篇文章探讨的核心。他从一个全新的儒家视角,对豫让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方孝孺坚信,真正的忠臣应以国家大义为重,而非沉浸于个人的恩怨之中。他的这一观点,无疑为豫让的传统形象注入了新的思考。


方孝孺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真正的“士君子”应有的形象:他们应时刻提醒和规劝君主,提前化解国家可能面临的危机,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尖锐地指出,那些只在危机时刻才展现忠诚的人,可能只是为了追求名誉和世俗的赞许。

方孝孺以豫让为例,详细剖析了他的行为。他首先赞扬了豫让为智伯复仇的决心,“声名斗烈,虽愚夫愚妇,皆知其忠诚”。他对豫让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豫让为了复仇不惜自毁形象,吞炭变声,这究竟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更何况,豫让曾明确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警世”。再者,当被问及为何不为中行氏复仇时,豫让的回答暴露了他的私人恩怨观念,他认为中行氏只把他当作普通人,所以他只以普通人的方式回报;而智伯把他当作国士,所以他以国士的方式回报。方孝孺认为,这种基于个人恩怨的忠诚显得过于狭隘,与真正的大义相去甚远。

为了进一步强调“国士”的真正含义,方孝孺列举了其他忠臣如郄疵、任章、段规等人,他们始终为国家出谋划策,不计较个人得失。相比之下,豫让在智伯走向毁灭的道路上并未给予有效的规劝,只是在事后企图复仇。“彼时国士之忠诚,岂可轻言复仇乎!”

文章的结尾,方孝孺给出了他的总结。虽然豫让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但与其他那些反复无常、道德沦丧的人相比,他仍然值得我们尊敬。这一简洁而有力的结尾,为整篇文章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总的来说,方孝孺的《豫让论》采用了逐步深入的论述方式,从探讨忠臣的标准开始,再到对豫让行为的细致分析,最后进行对比和总结。整篇文章结构紧凑,逻辑清晰,不仅是一篇深刻的史论,更是一次思想的深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