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使鸿退 退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穿 殿殿便殿殿便殿 殿仿殿殿

注释

(1)阏(è):指封堵或隔断。

(2)赫奕(yì):形容光彩照人,庄严壮观。

(3)鸿胪:负责管理皇宫中仪式礼节的官员。

(4)通政司:古代负责审理处理奏章事务的政府机构。

(5)惴惴(zhuì):担心、忧虑的神态。

(6)路寝:古时帝王用来审理公务的宫殿之处。

(7)三垣:指按照古天文学的分类,将天上星辰分为三个区域,具体包括太微、紫微、天市这三个星官。

(8)(bì):关闭或封闭之意。

译文

《易经》里的《泰》卦讲的是:“上下相通,他们的目标就会一致。”而它的《否》卦则说:“上下不相通,这个国家就名存实亡了。”当上面的想法能够传递到下面,下面的意见也能传递到上面,上下就能形成一个整体,这便是所谓的“泰”。但如果下面的意见被堵塞,无法传达到上面,上下之间产生了隔阂,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国家,实则已经名不副实,这就是“否”。
上下相通是吉祥的,不相通则是不吉祥的,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但是,上下不相通的问题,在近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现在的君臣之间的见面,仅限于皇帝举行朝会的那一小段时间;他们的沟通,只依赖奏章和批复,用法律法规来互相维系。这既是沿袭旧的制度,也是双方身份差距造成的结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皇帝虽然每天都在奉天门举行朝会,并不间断,看起来很勤政;但是那高高的台阶、壮丽的帝王仪仗、御史检查官员的礼仪、鸿胪丞指摘不合规矩的行为、通政使引领奏事,这些都是形式上的,臣子们只能匆匆忙忙地退下,心里忐忑不安。皇帝其实并没有真正处理任何事情,臣子们也没有机会真正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不是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上下之间的身份悬殊太大,尽管君臣在一起,但实际上却是相隔如同千里。臣子们虽然想要建言,却找不到机会。
我认为,要实现上下沟通,不妨恢复古代的内朝制度。在周朝,有三个朝会的地点:库门外的是正朝,这是大臣们守候的地方;路门外是治朝,皇帝每天在这里举行朝会;路门内是内朝,也叫燕朝。《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天亮时上朝,退朝后在路寝听政。显然在朝堂上接见群臣是为了维护上下的身份秩序;而听政则在路寝进行,是为了掌握国家的详细情况。汉朝时,皇帝会见文武官员是中朝,会见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员是外朝。唐代北面的承天门,每年元旦和冬至,皇帝在这里接受各国朝贺,这大致就是古代的外朝。北面的太极门,西面的太极殿,每月初一和十五,皇帝在这里接见群臣,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再往北就是两仪殿,平日皇帝在这里听政和处理日常政务,这应该就是古代的内朝了。到了宋朝,皇帝平时在文德殿坐朝,而每五天一次的问候在垂拱殿进行;元旦、冬至及皇帝生日,在大庆殿接受朝贺;宴会通常在紫宸殿或集英殿举行;进士的面试在崇政殿。从侍从官以下,每五天有一名官员上殿向皇帝汇报政治得失。在内殿引见时,有时允许坐下,有时免除穿朝靴。这些做法似乎还保留了三朝制度的影子。因为上天有三个天宫,天子效仿它:正朝仿太极垣,外朝仿天市垣,内朝仿紫微垣。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到了我们这个朝代,皇帝的生日、元旦、冬至等大型朝会在奉天殿举行,这就是古代的正朝;平时在奉天门设朝,这就是古代的外朝。但唯独缺少内朝。不过其实内朝并没有真正缺失,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内朝的遗制吗?在洪武年间,像宋濂、刘基这样的大臣,以及永乐年间的杨士奇、杨荣等人,每天都在皇帝身边。大臣蹇义、夏元吉等人,经常在便殿启奏回答政事。在这个时候,哪里有隔阂的问题呢?但现在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举行过朝会之后,臣子们就不能再见到君王了。三殿的大门紧闭,很少有人能进去。因此,上下的意见不通,天下的问题也就越积越多。孝宗晚年深感这个问题,他多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讨论国家大事,正想有所改变却去世了。老百姓没有福分,没能看到国家治理得很好的景象。直到现在,人们还对此感到遗憾。
希望皇上能够远效圣祖,近效孝宗,彻底改变近代上下不沟通的弊病。除了日常的朝会,还可以在文华、武英二殿,仿效古代内朝的制度,让大臣每三天或五天进来问安一次,让侍从和台谏的官员轮流上殿汇报。各部门有事情需要决断,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做出决定,难以决断的,就和大臣面对面商讨。不定期地见到群臣,遇到谢恩、辞行等情况,都可以上殿陈情。皇帝虚心询问,和蔼可亲地引导他们,这样大家就能畅所欲言。皇帝虽然居住在深宫,但国家的事务却一清二楚。外朝负责维护秩序,内朝负责了解实情。这样一来,怎会有近代阻塞不通的问题呢?在尧、舜时代,他们聪明睿智,善言不会被埋没,民间的贤人也不会被遗忘,这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赏析

在明朝初期,朱元璋废除宰相制,集大权于一身,励精图治,展现了新朝的活力。随时间的流转,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叶,不少帝王开始沉醉于奢靡生活,对政务懈怠,甚至依赖宦官来处理国家事务。明武宗时期,这种现象尤为严重,皇帝沉溺声色,大权旁落于宦官刘瑾、谷大用等人之手,导致政令难行,民情难以上达。针对这一乱象,王鏊上疏,期望皇帝能亲自理政,接见大臣,以矫正时弊。

此篇奏疏,是王鏊在明世宗登基后,为答谢皇恩而写,文字严谨而富有深意。他敏锐地指出了朝政中上下沟通不畅的严重问题,遗憾的是,他关于恢复内朝制度、促进皇帝亲政的建议并未被采纳。后来,皇帝对宦官的依赖日益加深,政治腐败愈演愈烈,最终加速了明朝的衰败。王鏊的核心观点是倡导“亲政”,即主张皇帝应直接参与政务处理,与大臣共商国事,确保上下沟通的顺畅。这一观点反映出他对明朝政治现实的深刻理解与远见。

在撰写此疏时,王鏊巧妙地引用了古代经典,对古代的内朝制度和亲政理念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不仅对比了古代与当下的政治制度,还对现实政治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与建议,同时在对世宗的颂扬中寄寓了殷切的期望。整篇文章内容丰富,观点明确,论述有力,语言平实却透露出作者务实的政治态度。

文章开头,王鏊便引用《易经》中的名句来立论,“上下交而其志同”,强调君臣之间需要真诚的交流与沟通,否则“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国家将难以维系。这一引用不仅增加了文章的权威性,也为后续论述打下了坚实基础。

接着,王鏊直戳时弊,指出当前朝政中存在“上下不交”的严重问题。他引用古训,“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以此警示君臣。他观察到,虽然现有形式上的朝见,但缺乏实质的交流与讨论,严格的礼仪规范也阻碍了君臣之间的真实沟通,造成了“上下远于万里”的隔阂。

在批评现状后,王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恢复古代的内朝制度,以促进君臣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商。他回顾了历史上各朝的内朝制度,认为这一制度能让皇帝更直接地参与政事处理,实现真正的上下通达。他引用《礼记》来佐证这一观点,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显得合理且必要。

通过古今对比,王鏊进一步指出了明朝设朝制度的不足。他描绘了明代前期虽无内朝制度,但君臣关系仍能保持亲密的状态;而到了如今,内朝制度已不复存在,君臣之间的隔阂加深,朝政日趋腐败。他以杨士奇等大臣日侍皇帝左右、君臣关系和谐为例,与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深入分析了历代设朝制度后,王鏊在文末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他建议皇帝在常规朝会之外,利用文华、武英二殿作为内朝,定期召集大臣商议国事。他希望皇帝能虚心纳谏,和颜悦色地处理政务,以确保国家大事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以唐虞时期政治清明、言路畅通、人才济济的盛况为例,激励皇帝展望未来,坚定改革的信心。

整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条理清晰,论证严密。为了实现皇帝亲政的目标,王鏊不仅引经据典阐述法理依据,还通过现实问题与历史经验的对比,精准地指出了当前朝政的症结所在。文章在结尾处对皇帝进行了委婉的赞誉与劝勉,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并描绘了改革后的美好愿景,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