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变译理论的提出已经有七八年了。从开始被人忽视，或被视为异类，被打入冷宫，被扔进废纸篓到逐渐被人了解，理解，接受进而学习研究，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创新的研究道路。笔者旨在对变译理论研究做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针对译界对变译的误解做出解释与说明，使人们揭开变译并不神秘的面纱，更好的体会变译的妙处，为我国翻译研究的新拓贡献一己之力。
关键词：变译 误解 辩解 实质

一、 序言

翻译作为不同文化间人类交往的工具，从其诞生之日起，越来越密切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从语言学，哲学，审美学，心理学等各个角度探讨翻译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却总是摆脱不了重复讨论翻译方法和翻译理论的困扰，缺乏宏观而系统的科学性指导。因而众多翻译界前辈开始呼吁：一门新的科学—翻译科学的建立迫在眉捷。

从“信、达、雅”到“神似”到“化境”再到第三次翻译热潮下的百花齐放，中国的翻译研究走过了漫长的探索之路，成绩斐然，但脚步仍过多地停留在国外翻译理论的译介及翻译技巧的总结和翻译心得的交流层面，缺乏适当的系统而科学的翻译学指导也仍然是中国翻译界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多元化被提升到越来越高的层面。人们需要方方面面的资讯，自然科学，文学，社会科学… 更多的考虑读者，考虑当前社会需求，成为当代翻译工作者势必要面对的现实情况。于是翻译者们开始感到全译的力不从心，于是有了翻译变体（变译）理论的提出，于是翻译变体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从1998年黄忠廉教授提出变译理论至今业已七八年了，从开始被人忽视，或被视为异类，被打入冷宫，被扔进废纸篓到逐渐被人了解，理解，接受进而学习研究，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创新的研究道路。尽管初生，但生命力极强。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关于“变译”的文章就有100多篇，其中不乏有赞誉的，支持的；也有否定的，反对的。

最近看到外语学刊2005年第2期刊载了湖南理工学院刘庆元教授的一篇名为《语篇层面的改编翻译研究》的文章。该文涉及“变译”内容，兴趣所至，迫不及待，通观全文。然对刘教授关于“变译”的理解有些不同的看法，故斗胆撰文，以期商榷。

二、 变译之误解

刘庆元教授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改编翻译”这个概念，以语篇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编译历史发展的梳理以及目前改编翻译特点的分析，从语篇这样一个宏观的翻译视角来考察与探讨改编翻译的合理性及其发展趋势，应该说开阔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我们渴望扎根本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概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很显然刘先生把“改编翻译”完全等同于黄忠廉教授提出的“变译”，不免有些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整体，以侧面代全面，必定导致偏颇。

首先，关于改编翻译概念的界定，文中说：“黄忠廉教授的《翻译变体研究》、《变译理论》两本专著及其相关研究论文，开译界改编翻译理论研究之先河……他认为：‘改编翻译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通过对比考察《变译理论》第十八页和《翻译变体研究》第五页中关于“变译”的定义：“变译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我们发现“改编翻译”完全套用了“变译”的定义。这无疑把“改编翻译”完全等同于“变译”，而事实上改编翻译包含改和编两种翻译策略，且也只是十二种变译方法中的两种。

其次，关于“改编翻译”的方式，条件和限制等问题，作者认为改编的方式可以概括为：省略、扩张、改写、归化、更新、和移境等。前三种方式基于语篇层面，因此称为整体改编或宏观改编。文中说：“从语篇层面来研究近20年的改编翻译实践，我们认为现在的改译编译已经从早期的文学翻译转移到应用文体及特殊语类领域的翻译，如影视字幕、歌词、旅游等等”，尔后作者又具体从语篇层面探讨了影视字幕的编译、广告的编译、歌词的编译等。作者无疑把改编翻译又仅仅局限于编译范围之内，认为语篇层面的改编翻译就是编译。

我认为，对于“变译”理论，刘教授应该是支持的，他的这种误解只是基于对变译概念的误解。其实更有甚者就是对变译的怀疑，忽视与唾弃。这种对变译的误解源于译界长期以来对“全译”的死守与“忠实”的桎梏。这样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在外语类期刊杂志上看到很多。比如：周领顺（2004）说“虽然期间阅读过黄忠廉教授的《翻译变体研究》、《变译理论》，但始终持怀疑、观望的态度。”倪家耀（2000）认为：“当今的信息时代对‘变译’（即‘非全译’）不仅有数量上，并有质量上的进一步的要求。黄忠廉阐述的变译翻译有理论，有例证，有分析，给译界吹入一股清新的风。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全译，在目前，乃至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仍将在译界唱主角。而变译，只能唱配角。此外，凡能登堂入室，青史留名的译作，无论文学，政论，科技或新闻类的译作，其主体应该是 ‘全译’之作，而非‘变’。” 贾洪伟谈到变译，认为：“黄先生提倡译文用变译手法进行“体裁变,结构变,风格变”。怎个变法？体裁变，是原说明文变记叙文，还是莎翁的十四行诗变成中国儿歌，情诗变成打油诗呢？结构变，是原长篇小说变摘要，还是把《红楼梦》倒译；风格变，是将Rip Van Winkle中的可怕老太婆的话译成贤良淑女的，还是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口吻译成西方上帝的呢？关键是在内容变，内容变了即不忠于原文，敢问那是原文的翻译？把变译当艺术对待，用变译改原作内容、形势、风格等，那合适吗？依笔者看，那不免糟踏了艺术(原作)。”

变译之核心为变――变通。关于翻译中的“变通”，很多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看法。许钧说过：“翻译的艺术就在于在原文的束缚中求得再现原文神韵和风貌的种种变通。”他还说“翻译不是照镜子，不是拍照，不是翻版。语言变了，读者变了，不可能完全复制原本。于是‘模写’中，需要有一点变通，有一点妥协与让步。”
言及翻译，雨果有一著名譬喻。他说：“翻译如以宽颈瓶中灌入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我国的当代文豪钱钟书也曾指出：翻译必有“失”。有“失”就意味着“变”。因此香港的周兆祥博士说：“真正负责任的译者，一定要做很多‘手脚’――或是增删，或是剪裁，或是换例，甚至重写。总之，由于译者看透了两个社会背景的差别，读者对象水平口味需要、习惯偏见的差别，知道要动手做选择的功夫、调整的功夫，目标不是弄出一篇与原文百分之百相似的东西，而是创造一篇能够完成使命的东西。”（转引刘靖之《神似与形似》，台湾书林出版社，1996年，第359－360页）
王佐良先生在《论诗的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年）中说：“如果译者掌握了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或效果，他有时会发现有些细节并不直接促成总的效果，他就可以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做点变通。”（第66页） “翻译的原则是忠实，但忠实不是刻板，翻译的忠实指忠实于原文的意义，不是一定要忠实于个别的词。为了确切地表达意义，个别的词不妨变动；有时还须从整体着眼，作较大的变通”（《漫谈署名的翻译》丰华瞻）

因此，“变通”二字不应该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这两个字，不仅单刀直入地“拎”出了翻译的本质，而且对初入译林者来说，“变通”二字，几可起“指南针”的作用。跋涉译林，举步维艰，意欲腾飞，简直不可想象。然而，当译者的脑中注入“变通”二字，崎岖译路会豁成坦途，枯涩译文顿时着色。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变译的肯定与否定至少说明了大家对其的关注。鉴于此，为了能使大家对变译有更透彻的理解，本文作者不厌其烦开列“变译药方”，旨在“对症下药”，做到“药到病除”。

三、 变译之辩解

变译是开放的，从变译观的演变我们就可看出。有争鸣，才有促进，才有发展，原有理论才能日臻完善。变译有无存在的必要，也曾引起过争论。1985年7月在香港“翻译与现代化”研讨会上周兆祥博士和刘靖之先生围绕翻译变体（当时未提出这一理论概念）展开过一次小小的争议。争论的一方是周兆祥博士，周先生赞同改写、编辑、节译、译写、改编等，认为它们与传统的全译同样重要；刘先生则认为译者没有资格去编译、节译、改写、选译，因为译者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断章取义、误译、错译、漏译原著的恶果，贻害极大。（许钧，2000）可见，对同一客体出现多种观点和多种理论是认识过程的必然现象。译者有对原作保全和取舍的可能性，从而就有全译论和变译论并存的可能性，他们相互争论，从而得到发展。

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对于变译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于人于己，都是需要不断地认识与完善的。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变译的提出并不是反对和否定全译，而恰恰相反，变译是对全译的补充与完善。二者形成了一对新的翻译范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全译要求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保持原作的风格,译者的创造性仅表现在词句和修辞手段的选择上,说到底,全译是选择的艺术。全译的“变”(方法和技巧)有:加词、减词、词义引申、词类转换、成分改变、关系转移、反面着笔、断句等等,大部分都在句内展开,即使涉及句群以上的语篇,也只关涉到语篇手段,如指代、照应等,这不是全译技巧的主体。采用这些变法的前提是力求不减少原文的信息,力争使译文与原文达到最大限度的相似。翻译家将此作为翻译的最高追求。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等莫不是追求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相似的写照。因此,全译之“变”是译者为更完整地传达文信息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变译的目的在于摄取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所需要的特定信息。变译可根据读者需求对原大段大段地取舍,对整个篇章结构推倒重来,对整个原作译述浓缩,将两篇乃至几十篇原作进合并综述,还可以在这几种变通的基础上展开评论、补写、阐释、改换内容等等。结果是:原与译作之间的关系可能有:等于、约等于、大于、小于、远大于、远小于。这些恐怕是传统全译所不允许的,这也正是变译之变与全译之变的差别。

因此，有不少人会担心，变译的使用会导致胡译乱译的泛滥，其实二者有本质区别，前者是译者为了满足读者的特定需求有意识地变译原作，评价标准是特定读者满意与否。后者是译者拈轻怕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读者不满意。

事实上，与“全译”一样，“变译”也具有选择性。译者也要从整体着眼从局部着手，也要把握分寸，也要考虑译文表达是否适中得当，也要选择正确的、与各方面关系协调的表达方式，也要考虑审美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好的“变译”也是一种“和谐”的翻译，“变译文”与原作语言形式之间恰恰“和而不同”。那些认为改变了原作内容、形式或风格的变译就是糟蹋艺术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变译之“变”的真正含义。（郑海凌，2000）

八种变通手段演变出十二种变译策略，每一种策略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变译有时含有全译，即在变通原作之后再全译或进行局部全译，如摘译、编译、改译等；第二，有时根本不需要全译，而是对原作整体的变通，如译述，缩译、仿作等。这也是变译之变的另一层含义。在翻译活动中，我们并不一定使用变译或是全译。变译的提出只是给译者在操作方法上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有所译，有所不译，在于特定条件，在于特定读者，更在于对译作的特定要求。

四、 变译之实质

变译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包括12种变译策略：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和仿译。(黄忠廉,1999;2000:5)

变译的主体是人，而非机器,至少在近期内机译还不能像人那样针对不同的读者，对原作采取不同的变通手段来摄取所需信息，目前的机译功能是给什么译什么，而且最好的机译成品的可读性仅为60%。

变译是为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而译，是为了满足其特殊需求，不像全译那样为所有读者译出同一种译本，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变译仍是一种翻译活动，只不过加入了更多的译者智力因素，对译者的翻译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受到更大的文化背景的制约，可见它是一种更有效的宏观的翻译方法。

变译是一种特别的艺术，或者是比全译更多一份艺术性的艺术，受到出版者、读者和译者的欢迎；相对全译而言，译者省力，出版省版面，省知识产权的麻烦，读者省阅读时间。

懂“变”则灵，能“变”则优。“变通是一种本领、一种艺术，关键在于审时度势，灵活掌握。首先需要概括各种信息做出判断能否变通，变通的条件是否具备；其次要选择变通的内容和方式，解决变什么、怎么变、如何通的问题；再次要把握变通的时机和操作，做到神机妙算，游刃有余。因此，变通绝非随意而为，其运用之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笔者相信，随着翻译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变译一定会为大家所接受，在翻译活动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参考书目

[1] 黄忠廉.变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2] 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 贾洪伟，刘静.《变译理论展读》[J].绥化师专学报 2004（24）98.

[4] 刘庆元.语篇层面的改编翻译研究[J] . 外语学刊2005（2）75－79.

[5] 倪家耀. 翻译，你的本质是什么？议全译基础上的变译[J]. 科技英语学习 2001.

[6] 许美华.“变译”之我见[J].呼兰师专学报. 2003（19）46－48.

[7] 许钧. 从全译到变译[J] . 光明日报2001（7）.

[8] 许 钧  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9] 许 钧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0]周领顺.翻译观的时代变革－评《科学翻译学》[J]. 中国科技翻译2004，11.

[11] 郑海凌. 变译.变异.和而不同[J] .中国图书评论 2000 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