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地方官学
明清从京城到各地的府、州、县均有学校。乡村还有社学、义学。明清地方官学,由中央任命各省提学官(清叫学政或学院)负责领导。提学官是省教育行政长官,他的任务是在其三年任期内,巡视省内各府、州、县学,检查教学质量,选拔入国子监学习和参加乡试的生员。
明清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1人,作为正教官,副教官则统称训导。明初规定学生的名额,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后来,因为要求入学者增加,便增加名额,原定生员为廪膳生员(国家供给膳食),新增加者为增广生员,名额与廪膳生员相同。后又增设附学生员,名额不定,凡新录取的生员都是附学生员,再依次递升。
明清时只有府、州、县学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地位,学校的入学考试——“童试”,由应试考生都称“童生”而得名。童试的考场叫文场。童试实际上是科举的第一级预备考试,程序相当严格。童试分“县考”、“府考”和“院考”三步进行。县考由知县主持,一般要举行若干次考试,每次淘汰一定比例,至达到规定名额时送至府,由知府主持府考,再按规定名额取中,参加院考。院考才是正式入学考试,也在府城举行,由本省学政亲临主持,分初试和复试两场,考试内容为《四书》文及诗、论等。按规定的学额录取后,就成为本府学或本州县学的生员了。生员俗称秀才,与一般老百姓相比,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种种优待。
地方官学的学习内容,不外乎《四书》、《五经》及理学著作,以及朝廷规定学习的推进教化的读物。八股文训练自然是主要内容。生员以自学为主,一般并不需要在校学习。一年一度的岁试是考核生员的主要措施,考一二等者获得升级,考四等以下者则要受到降级等惩罚。逢科举开科前各官学举行科试,考一二等者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或被贡入国子监。
明清地方官学的教育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育人才”,更重要的是为了“善乡俗”,行使一方教化中心之责。地方官学的校舍构建是很讲究的,都是孔庙与“学宫”并立,体现学习圣贤之道的宗旨。在孔庙大成殿前祭孔及举行其他推进教化的礼仪,是学校重要的集体活动。棂星门是学宫外的标志性建筑,泮池则是学宫内特有的设施,象征教化流传。学宫的主建筑为明伦堂,体现了“明人伦”的封建教育目的。生员学习的地方称为“斋”,一般是府学四斋,州学三斋,县学两斋。显然容纳不了全体生员学习,也说明地方官学主要是教化中枢,而不是一般的教学场所。
统治者对地方官学生员也是严加管制的。明太祖向全国各地学校颁布禁例十二条,刻在卧碑上,其要点是严禁师生议论国是,干预地方政务。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尊师重道,潜心治学,以求得到朝廷重用。清代又颁行了新卧碑,共七条,内容与明代大同小异。康熙、雍正时又颁布“圣谕”,也主要是告诫训示读书人的。都是着眼于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控制知识分子,并非一般教学和管理意义上的具体学规。
明清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1人,作为正教官,副教官则统称训导。明初规定学生的名额,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后来,因为要求入学者增加,便增加名额,原定生员为廪膳生员(国家供给膳食),新增加者为增广生员,名额与廪膳生员相同。后又增设附学生员,名额不定,凡新录取的生员都是附学生员,再依次递升。
明清时只有府、州、县学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地位,学校的入学考试——“童试”,由应试考生都称“童生”而得名。童试的考场叫文场。童试实际上是科举的第一级预备考试,程序相当严格。童试分“县考”、“府考”和“院考”三步进行。县考由知县主持,一般要举行若干次考试,每次淘汰一定比例,至达到规定名额时送至府,由知府主持府考,再按规定名额取中,参加院考。院考才是正式入学考试,也在府城举行,由本省学政亲临主持,分初试和复试两场,考试内容为《四书》文及诗、论等。按规定的学额录取后,就成为本府学或本州县学的生员了。生员俗称秀才,与一般老百姓相比,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种种优待。
地方官学的学习内容,不外乎《四书》、《五经》及理学著作,以及朝廷规定学习的推进教化的读物。八股文训练自然是主要内容。生员以自学为主,一般并不需要在校学习。一年一度的岁试是考核生员的主要措施,考一二等者获得升级,考四等以下者则要受到降级等惩罚。逢科举开科前各官学举行科试,考一二等者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或被贡入国子监。
明清地方官学的教育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育人才”,更重要的是为了“善乡俗”,行使一方教化中心之责。地方官学的校舍构建是很讲究的,都是孔庙与“学宫”并立,体现学习圣贤之道的宗旨。在孔庙大成殿前祭孔及举行其他推进教化的礼仪,是学校重要的集体活动。棂星门是学宫外的标志性建筑,泮池则是学宫内特有的设施,象征教化流传。学宫的主建筑为明伦堂,体现了“明人伦”的封建教育目的。生员学习的地方称为“斋”,一般是府学四斋,州学三斋,县学两斋。显然容纳不了全体生员学习,也说明地方官学主要是教化中枢,而不是一般的教学场所。
统治者对地方官学生员也是严加管制的。明太祖向全国各地学校颁布禁例十二条,刻在卧碑上,其要点是严禁师生议论国是,干预地方政务。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尊师重道,潜心治学,以求得到朝廷重用。清代又颁行了新卧碑,共七条,内容与明代大同小异。康熙、雍正时又颁布“圣谕”,也主要是告诫训示读书人的。都是着眼于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控制知识分子,并非一般教学和管理意义上的具体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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