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唐书》书名问题，最近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402期（2004年第8期）刊登学者评书——《读〈旧唐书辨证〉》，说《〈旧唐书〉辨证》的作者“从当时的诏令与奏文看，并非逢唐必改，而奏文中更有直称《唐书》者，是《旧唐书》原名《唐书》并无疑问。”随后，读到《〈旧唐书〉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一书，在《〈旧唐书〉编纂考略》部分，引用了后晋天福六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所上一段奏文，并提到《册府元龟》所载天福六年二月诏，以此“为证”证明“言涉唐朝而不必讳也。既不必讳，而沿用历代正史命名之惯例称《唐书》，又何其相宜也。”由此认为，“不宜否定《唐书》为其原名”。

然而，在当时的文献中却没有所谓“沿用历代正史命名之惯例称《唐书》”的“证据”，何来“不宜否定《唐书》为其原名”呢？

先来看五代时的修书诏和奏文。

天福六年二月的修书敕：“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咸阕。今耳目相接，尚可询求。若岁月浸（更）深，何由寻访。宜令户部侍郎张昭、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先（光）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赵莹监修。”（《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4《选任》）

请注意：修史敕说的是“修撰唐史”，不是“修撰唐书”。

同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奉敕同撰唐史，起居郎贾纬丁忧，请以……令与张昭等修唐史”。同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臣与张昭等（共议）所撰唐史，只叙本纪，……”（《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

同样，赵莹亦只说“撰唐史”，而没有说“撰唐书”。

不论《册府元龟》，还是《五代会要》，凡涉赵莹监修、刘昫进上唐史者，均未用过“《唐书》”之名，何以认定“《唐书》为其原名”呢？
相反，确凿的证据倒是当时曾经对其书有过正式命名，这就是《〈旧唐书〉辨证》也未否定的《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的记录：“开运二年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纪志传共二百二十卷并目录一卷，都计二十帙。”这是迄今关于赵莹监修、刘昫进上唐史命名的最早也是最原始的记载。《册府元龟》卷554《恩奖》作“一云开运二年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卷557《采撰三》作“晋少帝开运二年史官上新修《李氏书》纪志列传共二百一十三卷并目录一卷，都计二十帙。”这是北宋依据五代实录保留下来的一手材料。这三条最早、最原始的记载说明，赵莹监修、刘昫进上唐史，进书时使用的书名是《李氏书》（或《前朝李氏书》），而非“唐书”。

《〈旧唐书〉辨证》指出，《旧五代史》卷84《晋少帝纪四》开运二年六月“监修国史刘昫、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二百三卷上之”。

请不要忽略《旧五代史》修成于北宋初，已融入北宋初的观念。更何况，现今所存《旧五代史》是清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是几经转手的二手材料了。然而，就在同一卷书中，即《晋少帝纪四》中，开运二年九月庚子，也还有这样的记录：“吏部侍郎张昭远加阶爵，酬修唐史之劳也。”说的是“唐史”而不是“唐书”。

《旧五代史》中，关于赵莹监修、刘昫进上唐史事，总共有8处，除上述《晋少帝纪四》2处外，另有6处，《晋高祖纪五》2处、赵莹、吕琦、赵熙、贾纬传各1处，分别列举如下：

卷79《晋高祖纪五》天福六年二月“诏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赵莹监修。”夏四月辛丑，宰臣监修国史赵莹奏：“奉诏差张昭远等五人同修唐史，……”这与《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4《选任》记载一致，说的是“唐史”，而不是“唐书”。

卷89《赵莹传》，“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回避“唐书”二字。

卷92《吕琦传》，“天福中，预修《唐书》”，这是《旧五代史》中第二处说“唐书”，与《少帝纪四》同。

卷93《赵熙传》，“天福中，承诏与张昭远等修唐史，竟集其功。”说的是“唐史”，不是“唐书”。

卷131《贾纬传》，“明年春，敕修唐史，纬在籍中。”

综合起来，《旧五代史》中赵莹监修、刘昫进上唐史事8处，使用“唐史”5处，使用“唐书”2处，回避书名1处。

由此可见，即便转手的二手材料《旧五代史》，与第一手材料同称“唐史”者也是绝大多数，怎么可以说其书“原名《唐书》并无疑问”呢！

《五代会要》、《册府元龟》说“开运二年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新修前朝李氏书”七字，断句可以有两种断法，一是将“前朝李氏书”五字作为书名，即“新修《前朝李氏书》”，一是将“李氏书”作为书名，“前朝”作为书名的定语，即“新修前朝《李氏书》”。笔者倾向于后者，以其书名为《李氏书》。

为什么进书时会使用《李氏书》这样一个书名？一是为了区别唐代已修成的国史——《唐书》，赵莹奏中提到“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二是为避石敬瑭名讳。关于避讳，对于已经存在过的朝代名，与姓氏一样无需避讳，但要为人、地、物新起名时，避讳就是官员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大问题了。赵莹、刘昫等若为其儿孙们起名字，那一个敢不避讳！同样，对于新书命名岂能不考虑避讳？显然，《〈旧唐书〉辨证》与《读〈旧唐书辨证〉》的作者，都没有仔细区分这一点。

此外，赵莹奏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处，即开头第一句不称唐朝，而是说“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这多少可以找到一点命名《李氏书》的根据。

是否因为避讳而取书名《李氏书》还可以商榷，但要认定五代后晋赵莹监修、刘昫进上唐史“《唐书》为其原名”，总得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不能先有“沿用历代正史命名之惯例称《唐书》”的假想，找出一点所谓“涉唐朝而不必讳”的“证据”，就说“原名《唐书》并无疑问”吧。仅凭“两条”辗转的二手材料就试图轻易否定“三条”一手材料，更何况二手材料中还有“五条”材料与一手材料相同，这在史料运用上不存在粗疏吗？

赵莹监修、刘昫进上唐史，“原名《唐书》”肯定有疑问，绝非“并无疑问”！

实际情况是，《旧唐书》书名形成有一个过程：修成进上之前称“唐史”，非正式书名。修成进上时，必须有一个正式书名。根据《五代会要》、《册府元龟》等一手材料记载，《李氏书》（或《前朝李氏书》）是进书时使用的书名，亦即正式认定的书名。到了北宋初，不再称《李氏书》（或《前朝李氏书》），以《唐书》取而代之。欧阳修、宋祁新修《唐书》完成后，逐渐以五代所修称刘昫《唐书》、《旧唐书》，而以欧阳修、宋祁新修称《唐书》或《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