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者现在所说的国学派，其言论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即，国学---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都是可供重建、振兴的。这个判断，又建立在对国学衰微原因的错误认识上。人大校长纪宝成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将国学衰微的原因归之于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思潮泛滥。由此可见，纪校长认为，是外部的压力，而不是国学内部的因素，决定了国学的命运。在这个基础上，国学派只需要通过办国学院这样的方法，将外部压力抹掉，国学复兴指日可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指日可待了。

事实上，正是国学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击败了国学。

1840年以后，中国人花了100年的时间，将这个古老的文明改造成现代国家。这个改造的过程，建立在对现代性认同的基础上---哪怕仅仅是被迫的认同。在这个现代框架下，中国人刷新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符号系统和自己的精神体验，尽管这与前现代中国的语言、符号系统、精神体验关系密切，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鸿沟。在这些新工具的帮助下，中国的民众正在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它的辉煌灿烂程度，并不逊色于那个已经衰落的前辈。

事实上，即使是在国学的内部，这样的新陈代谢也始终没有中断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总是用这样的归纳来表达中国古代文学的简约历史。文体的演化，正是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变化的结果。用政治教科书里那句磨疼了耳朵的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不再为某种文化提供合适的环境时，为它设立一个保护基地，使之成为被瞻仰和被保护的对象成了最后的举措。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曾经被我们认为是最有趣最精彩的玩意儿，最终都被送进了博物馆。

很显然，这并不仅仅是国学一家碰到的问题。文化保守派忙碌得无暇关注他们海外同行的言论与行动。

1994年，西学的大师，耶鲁大学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出版《西方正典》（TheWesternCanon）一书。在书中，他为莎士比亚学、弥尔顿学或者但丁学的衰落顿足捶胸，并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对西学面临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思潮泛滥进行了批评。这本书最近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文化保守派不妨仔细研读，争取与海外同行构筑掎角之势，为捍卫古典主义的尊严战斗到底。

改造国学也是国学派的重要议题，总有人觉得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学科，就可以挽回已去的大势。于是，在纪宝成教授的理想中，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对《管子》经济思想的开发研究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在其《真孙子》一文中揶揄的国学应用研究，被隆重地放到了人大国学院的神龛上。

还是让国学回到书斋中去吧，就像那些伟大的前人做的那样---在苏格兰北部的尼斯湖里，居住着一位名叫Nessie的家伙。这位属于7000万年前的贵族，在远离人类视线的地方孤独地生存繁衍着，如它那些消失了的同类一样。
（作者系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