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虽然是帝王们为收买民心、缓解社会矛盾惯用的一种手段，甚至可以说是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常态，但历史上也有不少反对“大赦”的声音。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246年，蜀汉实行大赦。大司农孟光为此当众责备宰相费祎：“夫救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意思是说，实行大赦，就像树木一半茂盛另一半却枯槁一样，是一种偏颇的措施，不是真正的圣明之世应该有的。诸葛亮则认为：治理国家要靠大施德政，而不是依靠小恩小惠，以前的刘表、刘琮父子每年都实行赦免，可对治国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蜀国人都称赞诸葛亮的贤明，认为费祎比不上他。

　　的确，动不动就“大赦天下”，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典型的“人治”思维。“大赦”根本不是对百姓实施恩惠的有效办法，更不可能成为解决冤狱的良方妙药。“大赦”并不能使多数人得到实惠，消除冤狱需要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作保障。在所谓的“大赦”中，获得解救的良民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恐怕是那些真正的罪犯，眼看就要伏法、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了，可是一道赦令下来。他们又可堂而皇之地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反对“大赦”的。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资治通鉴》载，拓跋弘认为普遍赦免罪犯，反而鼓励了人们犯罪，所以自延兴(北魏孝文帝年号)以后，北魏不再实行大赦。

　　不分青红皂白实行“大赦”，表面上看是统治者宽厚为怀，其实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做法，更可笑的是，有人甚至利用这种政策环境大钻法律的空子。东汉桓帝时，有个名叫张成的人预测到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就让他的儿子在此期间杀人，来个不杀白不杀。

　　“大赦天下”的做法，除了破坏公平、鼓励犯罪，最大的弊害是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动摇了制度的稳定性。当权者心血来潮，一句话就可以使法律制度成为一纸空文，这样的法律制度怎么有资格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任?一项制度，一旦不被人信任，其维护秩序的功能也就丧失得差不多了。

　　良好的制度，需要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中运行。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为何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建立一套像样的制度?因为无论在哪个帝王的手上，制度的更改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如果一项制度确立之后，没有谁能以个人的身份任意更改它，那么，即使这项制度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毛病，但从长远来说，也肯定会比那些过于灵活的制度有用得多，因为它是真正属于大家的。有些发达国家，领导人更换频繁却并不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套这样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