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秦始皇“焚书”后还颁布了“挟(藏)书者族”的法令。古老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传承面临严重威胁。汉初开始搜求遗书，到汉武帝这一活动达到高潮，形成制度。《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说，“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中央政府大力搜求遗书的同时，郡国等地方政府也争相仿效。成绩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间献王刘德，据《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载，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于办法好，能保护献书者的利益，调动了献书者的积极性，所以“得书多，与汉朝等”。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的鲁恭王刘余，其人“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汉书·艺文志》载，这次从孔府墙壁中得到的书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古文尚书》比汉初所得《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搜集的遗书主要有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及曲辞诗赋，另外对各地上计的计书也妥为收藏。

　　搜求、收藏遗书促进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发展。如孝经，秦焚书时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子颜贞献出，凡十八章。后在孔壁中与《古文尚书》同出的古文孝经，经文与颜贞所献之书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为二十一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后刘向校经籍时又定为十八章。再如《周官》(《周礼》)，汉武时李氏得《周官》，献给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以千金求购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王莽时，刘歆开始为《周官》置博士，此后《周官》流行于世。

　　还值得提到的是，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所用儒家经书为当时流行文字书写，叫今文经。鲁恭王在孔壁中发现的书和民间献书是用古籀文书写，叫古文经。此后，出现了儒家经学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思想发展有深刻影响。

　　搜求、收藏遗书对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历史资料的保存和史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秦朝焚书时，各国史记都被烧毁了，留下的独有秦记，而秦记又不载日月，文字过于简略，所以损失无法弥补。汉武帝设立史官，先后任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能之一就是收藏各种典籍，如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天文、历法、卜筮等书和天下计书。被古今史学家称诵的历史名著《史记》，虽为司马迁个人所修，功不可没，但修《史记》的条件却是汉武帝创造的。《史记》不仅通过《本纪》、《表》、《世家》、《列传》叙述了我国从五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而且通过“八书”记载了我国礼义、音乐、历法、天文、祭祀、兴修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的演变及其功能。通读《史记》，我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兴衰荣辱、经验教训、发展变化尽收眼底。如果说孔子编订六经和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出现的话，那么《史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纪传体正史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开始。《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我国所特有的，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