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官员的待遇十分优厚，尤其是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待遇更好，不仅年薪上百万，朝廷还包吃包住。

　　据史料记载，宋朝宰相的月薪是三百贯，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津贴，比如有职钱、禄粟、厨料、薪碳、公用钱、给券、职田等。这些津贴，价值大约为六百贯。

　　有人做过考证和统计，在宋朝，一贯钱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300元。也就是说，宋朝的宰相，其月薪约合人民币九万元，算年薪的话，绝对超过百万。加上那些七七八八的津贴，说包吃包住也不为过。

　　宋朝官员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也是由朝廷根据入住者的身份与职位来提供的。你的身份与职位有多高，朝廷就给你配置相应的家具杂物。官员调任或退休，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公家。

　　比如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王安石请求辞职，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辞职时，其夫人吴氏把官舍内的一张躺习惯了的藤椅带回家中。不久，就有朝廷官吏来找王安石索要那张藤椅。王安石虽然曾经贵为宰相，但也只能乖乖地去做夫人的思想工作，把藤椅归还给公家。

　　这则史料一方面说明了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所遇到的窘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朝确实存在给官员提供住所的做法。

　　总之一句话，宋朝的宰相，待遇是很高的。但在如此高的待遇下，为什么还有人说，宋朝的宰相是最苦、最难当的?

　　宋朝宰相之苦、之难当，在于他们对上要应付皇帝，对下又要应付肆无忌惮的谏官系统。范仲淹、王安石等有见识的宰相，多次发起了革除宋朝沉疴的改革变法，总以失败而告终，与宋朝的谏官系统不论是非对错，只为反对而反对的游戏规则，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安石变法时，被谏官们搞得焦头烂额，左支右拙，应付不暇，在无可奈何之下，“被逼”说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千古名言，彻底与谏官们翻脸。

　　谏官系统是整个国家监察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原本的职责在于专门纠察皇帝的过失。所以，在宋朝之前，谏官系统往往操控在宰相手里，谏官们的任命、罢免、升迁全部在于宰相。

　　宋太祖建国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不仅剥夺了宰相在朝堂上的座位，还把谏官的任免权从宰相手里夺了过来，并在历史上十分有名的“誓碑”上明文写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放在太庙寝殿的密室里，要求每一任新天子即位时，都要独自进入密室诵读“誓碑”上的誓词。

　　谏官们由皇帝任免，受皇帝保护，自然也要对皇帝负责。于是，在宋朝，谏官们的主要职责不再是纠察皇帝的过失，而是调转矛头，纠察起宰相以及文武百官的过失。

　　加之，担任谏官者，往往都是些资历较低学问却不错，虽然年轻却很有胆量的家伙。这些人，往好了说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后生可畏，往坏了说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以弹劾宰相等大臣为能事，并乐此不疲。弹劾对了，自然声望大涨，从此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弹劾错了，反正谏官的职位本来就很低，也不怕下岗。

　　正因为宋朝皇帝的支持和谏官本身的特性，所以在宋朝，谏官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指责宰相，肆无忌惮地与宰相对着干。宰相往东，他们就往西;宰相上山，他们就下水……总之，无论宰相做什么，他们就两个字：“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宰相，能不苦吗?能不难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