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作为乾隆、嘉庆朝的重臣，给人一直都是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和纪晓岚联手智斗和珅、诙谐“调戏”乾隆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历史上的刘墉果真如此吗?

　　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便从儒家经典中吸吮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营养，这些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官僚队伍中去，因此，这些人的气节如何，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能做到为民请命的封建官吏，实在是少之又少。刘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一直声闻天下，《刘文清轶事》中记载：“刘文清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而自从进入中央机构后，却来了个一般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圆滑世故。

　　实际上，当时的许多大臣也大多和刘墉一样无所作为。如刘墉的好友、协办大学士朱珪也采取的是滑稽自容，朱珪晚年喜欢经常闭目养神。门生故吏来看他，他总是倚靠着桌子坐着，用拐杖支撑着脑袋，他与人谈话也不睁眼睛，说话喜欢诙谐。

　　像刘墉、朱珪这种处事方式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其出现自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

　　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雍正乾隆年间极端强化，臣下追求令名的思想也大受打击。雍正帝就担心官僚沽名钓誉，不能实心实意为自己效力，所以公开反对官僚好名。他曾经训诫臣下说：“为臣不惟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这种现象到了乾隆朝更是进一步深化，乾隆帝对臣僚的好名习气防范超过雍正帝。在他看来，臣僚好名即有碍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专制权威，所以他对习染者每每严辞训诫，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帝警告陕西巡抚陈宏谋说：“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沽名邀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思再邀宽典也。”

　　然而，好名作为士大夫的一种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很难在短时间内整饬见效，乾隆帝因此阐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本朝无名臣。他说：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为什么?因为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这也是国家的社稷之福。

　　乾隆帝“本朝无名臣”之说，从理论上断绝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暴露出其十足的垄断荣誉，独裁天下的专制心态。

　　出身清官、名相之后的刘墉，对名的追求本应该比别人更强烈，但在乾隆极端专制君主意志支配下，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名心。这就是刘墉个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长期受乾隆帝宠爱的原因。

　　“伴君如伴虎”，君臣间的相处需要一点艺术，刘墉可谓深得此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