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1786年-1854年)，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大臣，曾任直隶总督。1840年，英舰北犯大沽，他奉命与义律谈判，旋任钦差大臣抵广州，主张对英妥协，后被革职。1853年再任钦差大臣，建立江北大营对抗太平军。咸丰四年(1854年)病死军中，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依总督例赐恤，谥文勤。

　　历史学家陶元珍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他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

　　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评价：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1841年，当英军到达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理外务，在经过调查确信打不过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穿鼻草约》，但清政府不同意。一年后，清政府在炮火下签订了《南京条约》。对比《南京条约》和《穿鼻条约》我们看到琦善的外交胜利。前者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割让香港，但保留在香港的关税权利;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后者赔款六百万。二者虽同样丧权辱国，但论得失，后者较好。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不平等条约签订，时人总要找个替罪羊，总要找个借口，此时琦善正好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是个不二人选。时人还说他接受洋人大量的金银贿赂，可后面清流们也进行的调查，均无证据和口实，只是猜测而已。最主要的是皇帝本人的态度，当时为闭众人口，把琦善革职查办，甚至抄家，不过后来过了风口，又把他起用，不得不说当时处理琦善只是在替领导背黑锅。

　　琦善这个人其实有本领、能干事，但生在了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当了一个弱国的官，在一个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年代，他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又改变什么，只能在一个受控的环境里，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所以说他和李鸿章一样，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给予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