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封建制度萌芽于笈多王朝，在戒日王朝时期被充分确立。印度土地本为国有，称“王田”，王田被划为四个部份，

　　一为国用，以征田赋，充作祭祀、王室花费之用;

　　二为封建，用来封赐大臣宰相，上至大臣，下至官员幕僚皆有不等的封邑;

　　三赏高才，给知识份子肯定;

　　四赏异道，赏给宗教团体.以求福德，故称福田，实际上是“教田”，由于帝王大量布施，令婆罗门教祭司、佛教寺院及印度教神庙都有大量土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戒日王曾对教俗大贵族大量封赐土地，根据已发现之631年戒日王赐地铜牌记载，原本施舍出来的土地是一个婆罗门僧侣以假铜牌所占有，这次分出来的土地由另外两个婆罗门僧侣瓜分，敕令中又说，这次土地施舍将土地上所获得村民的土地税，以及可征收收入的权利皆一并转移，又附有传子权，直至天长地久。这种世袭的封地制，令封建主自成一小王国，例如王舍城著名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受国王钦重，占地达百馀邑，一邑基本上就是一条村，每邑一般就是二百户。正因如此村社农民转化为依附农民，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分封土地占有权的转移，同时转换主人，甚至需加强缴租及赋税，从而可得知封建经济不在于土地的多少，而在于土地上农民的多寡。

　　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后确立。戒日帝国的土地原则上仍属国王所有，称为“王田”。国王有权处理王田。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王田分四种：一为帝国占有地;二为官僚占有地(禄田，食邑);三为婆罗门(硕学高才者)占有地;四为寺庙占有地(福田)。戒日王对教俗地主的布施和封赐，是将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的。教俗地主的土地均由村社农民耕种，农民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随着土地占有权的转移而转换主人。农民要向领主交纳收获物的1/6，还要交“费用”(货币)和服劳役。农民还得通过村社向国家缴纳捐税。村社组织依然保留，并保留着公共土地，公社首领和公社会议的权力还比较大，有自治特点，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的村社仍以大家庭为单位，并保留着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

　　戒日王对教俗地主布施或封赐的土地，其数量很大，多者可达百邑(一邑相当于一个村社，200户农民)，如那烂陀寺就拥有土地200邑，依附农民多达4万人。教俗大土地所有者对其领地具有世袭权或自由支配权。封建主还握有领地上的行政、司法权，他们可以任意处置农民。因此，戒日王时代，印度的封地、赐地已脱离政府的管辖而具有独立性。

　　戒日王死后，大封建主纷纷割据称雄。从7世纪起到12世纪末，北印度出现了许多“拉其普特人”的小王国。

　　戒日帝国时，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婆罗门教和佛教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

　　4世纪前后，由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逐渐形成新婆罗门教。

　　8世纪经商羯罗改革，形成新型印度教。主要经典有《吠陀》、《奥义书》、《往世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教义与婆罗门教类同。

　　主神有互相关联而各具一相的三相神，即婆罗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婆罗摩(大梵天)是创造世界之神，毗湿奴(遍入天)是赐福神，主管维持世界，湿婆(大自在天)是毁灭神，主管破坏世界，也是苦行神和舞蹈神。

　　随着奴隶制解体及封建制形成，种姓制度也有着一定的发展，四种姓中婆罗门及刹帝利两个高级种姓，仍然保持他们的统治阶级，他们从历代君主取得大量土地，并被土地上居民实行租税剥削及司法审判。戒日帝国时，种姓制度有了很大变化，婆罗门和刹帝利基本没有变化，但吠舍分化，只剩下少数富有的商贾。首陀罗地位有所上升，与破产的大量的吠舍逐渐构成新型的首陀罗种姓--依附农。这样，名称未变，内容有了变化，前三个等级是封建主，后一个是依附农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