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后，元曲以它独特的魅力称霸文坛。它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

　　在当时的黑暗封建时代，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耀眼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崭新的艺术形式。

　　它适应了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标志着案头文学向街头文学的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不难想象，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什么匆匆忙忙大搞“文字狱”，为什么迫不急待的搞什么“康熙词谱”，用心超然若揭。

　　从历史上看，元曲产生的原因有三：

　　一是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对汉族文化有个消化过程，“诗而远、词而近、曲而亲”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统治者马上得天下马上统治天下，在歌曲上他们陶醉的还是所谓的“蕃曲”、“胡乐””。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确委婉动听。

　　中原的先民如何跨越民族之桥、跨越文化的沟壑，步入马背之上的文化境地?恐怕曲是最好的工具。重新捡起“胡笳十八拍”，已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

　　二是汉族知识分子排解压抑的需要。元朝建立后，内地读书人一下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期望，降于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许多知识分子以仕为耻，他们大隐隐于市，以创作曲子聊以度日。

　　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三是文学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到当时，“梨园”再不是皇家的专利，而是社会各阶层精神生活的需求，戏曲应运而生，而元曲则是戏曲的根与枝叶。

　　现在人们所说的“元曲”，主要包括剧曲和散曲两大类。剧曲用于戏剧中(即元人的大杂剧)，为叙述故事或抒发人的情感服务。散曲则如诗词一样，可独立成篇。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

　　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流行于大都(今北京)一带。

　　明清两代也有杂剧，但每本不限四折。散曲，盛行于元、明、清三代的没有宾白的曲子形式。内容以抒情为主，有小令和散套两种。目前有记载的元散曲作家有二百一十三人，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曲四百五十七套。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