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农抑商，国学家钱穆曾总结道，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以往的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而抑商作为集权的一部分，与集权同步进行。

　　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不是经济政策，而是政治制度。重农的本质是“固农”，抑商的本质是“抑民商”，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事实上，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重农抑商，我们的祖先非常擅于经商。公元4000年前的商部落便擅长经商，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后更是在汤的带领之下成功推翻夏朝，建立了强大的商朝，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青铜器文明。

　　正是因为商族人善于经商，所以后世把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商朝灭亡之后，周朝成为新的统治王朝，但是仍然没有抑制商业发展。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这句话把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三种产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此时处于奴隶社会，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掌控强度不够，所以商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且加以确定，是在商鞅变法之后。

　　商鞅变法的核心便是加强中央集权，将秦国由原先的松散状态迅速加以强化，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高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掌控能力和资源夺取能力，前一种能力是安内，后一种能力则是为了战争。

　　商鞅认为发展农业对于君王统治有诸多好处，“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所以，商鞅大力发展农业，与此同时利用户籍政策、连坐制度，限制了百姓的流动自由，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分割成原子化社会，以便于征兵和税收。

　　重农的本质是“固农”，许多人只能土地上终年劳作，若想实现阶层跨越，只能立战功，通过人头数量获得封爵。

　　那么为什么要“抑商”呢?商鞅说道：“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相比较于农业，商业利润更高。一旦有人通过商业发财致富，便会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流向商业，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最可怕的是商业的交换原则会变得深入人心，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的基础——人身依附关系。

　　对于一个战争机器来说，这是绝对无法忍受的。所以商鞅实行“重农抑商”，虽然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过一些调整，但依然将这种方法作为国策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