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并逐渐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来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来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当时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是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心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敢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昙花一现，未普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户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叶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药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10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疵以前，称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