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汉文化在其先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早在唐宋时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的圣训，吸引和驱使大批的穆斯林翻山越岭、飘洋过海，踏上了中华大地。汉学对蕃客和土生蕃客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当时来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今伊朗人)中，精通汉文化者不乏其人。史载，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大食人(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李彦升考取了进士。南宋时期，阿拉伯人蒲寿晟任广东梅州知州，“有惠政，善作诗”。到了元代，回族中的文化名人辈出。元代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奉朝廷之命建天文台，撰写万年历，主持制造了7种天文仪器;建筑大师也黑迭儿受忽必烈之命建元大都宫城，规划整齐，有如棋盘，其建筑风格在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着名画家高克恭善画中国山水画，所绘墨竹为一代精品，人们把他的国画与赵孟頫的作品相提并论;元代大诗人萨都剌的诗以清新俊逸着称，其名句“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传诵一时，乃贤的“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也成为中国文学千古佳句。科学家赡思重新汇编《何妨通议》，此书成为后人治理黄河的重要参考书。明初，泉州回族李贽是一位着作颇多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对当时的某些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秩序进行了大胆的批评，揭露了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危害，其学术成就一直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回族穆斯林的聪明才智和成就丰富了祖国科学文化的宝库。明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禁止胡语、胡服，还实行海禁。为了生存，回族同胞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汉语成了回族的共同语言。由于实行海禁，海外的伊斯兰教传道人进不来，中国本土的穆斯林出不去，中国的伊斯兰教出现了人才匮乏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陕西回族人胡登州发起了经堂教育，用汉语讲述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与此同时，一些回族学者着书立说，开始用汉文字宣传伊斯兰教的经典，其中最着名的当属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到了清代初期，回族知识分子“以儒诠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译着和着述不断涌现，其中以马注、刘智、马德新为代表。马注着有《清真指南》10卷，刘智着有《天方性理》6卷、《天方典礼》20卷、《天方至圣实录》20卷等，刊行流传很广。马德新不仅是清初伊斯兰教的着名经师，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编译有《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礼法启爱》等等，其着作涉及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阿拉伯语法修辞学、天文地理等多方面。马德新还曾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遗憾的是只出了5卷，他便去世了。汉文化的烙印在我国的清真寺中也多有体现。我国内地的清真寺多呈中国古典式建筑与阿拉伯式建筑相结合的风格。清真寺里的匾额楹联不但采用中国的文字形式，而且内容上也是伊斯兰教文化和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如新疆昌吉本地寺大门对联，上联是“修身以礼明心以道达真乘”，下联是“物我尽忘真一归真归初境”。河北沧州清真大寺殿前柱联，上联是“赖真宰脱二虑窥妙本不出我胜”，下联是“超万缘归一体视太极若在我身”。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内匾“临下有赫”，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匾“无极之真”，河北保定清真寺寺匾“道合中庸”。上述匾联的内容充分反映了回族先民的汉文化底蕴。历史上，回族同胞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有许多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兴华研究员在《回族与中华文明》中指出：“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在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这些话颇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