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独龙族社会虽无自己的冶铁业，但因长期以来同周围藏、纳西、白和汉族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输入了铁刀和铁斧，出现了刀耕火种农业，并将原始的木锄包上铁皮，改造成为小铁锄，用来挖掘耕地。20世纪40年代末，个别家庭还从怒江换进少量大型板锄，使刀耕火种农业开始向锄耕过渡。然而独龙族在农业生产的许多过程中还使用原始的木、竹质工具，用来松土、锄草，且效率低下。因刀耕火种农业的耕作技术十分粗放，产量极低，一般年产量不够全年所需，所以采集和渔猎在独龙族社会中仍占很大比重。独龙族的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明显分离出来，往往同农业生产、采集和狩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要有藤、竹编织以及纺织麻布，纺织麻布工具简单，技术落后，从剥麻、搓线、洗染、织布全是手工操作，工效很低。在独龙族社会里，尚保存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产品交换形式，一般与访亲问友结合在一起，访问者带去自己地区的土特产，然后带回被访地区的土特产。在长期进行交换过程，产生了计算交换产品价值形态的方法，出现了双方用木核记帐的形式。

与独龙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社会组织方面还存在父系氏族“尼勒”。由每个“尼勒”的近亲成员组成的家庭公社，大部分都分散在一片相邻近的地区内，自然地形成血缘村落。他们自称这种血缘村落为“克恩”。在独龙族社会内部有三种土地占有形式：一种是氏族或家族公共占有，集体垦种的土地；二是几户共同占有的土地；三是个体家庭占有的私有土地。土地占有形态以公共占有为主，因而在耕作形式上原始共耕比较突出。共耕有3种：一是土地的公社公有共耕制，是以家庭公社为单位；二是伙有共耕制，是由家庭公社的几户成员共同占有一块耕地；三是私有伙耕制，即土地是私有的，由私有土地的主人确定伙耕的时间，届时大家前来帮助伙干。

独龙族对待可食的野生植物(包括岩蜂)同对待耕地一样，看作是“克恩”的公有的天然食粮，“克恩”成员有采集权。一种是“克恩”共同占有的形态，共同占有的采集物则实行集体采集，采集物实行平均分配。但已产生由火塘或个体家庭单独占有的采集对象。收获后和春耕前是独龙族进行狩猎的季节。“克恩”中的公共猎场是主要的狩猎场所，各个“克恩”的猎场界限比较严格，禁止其他“克恩”的成员入内狩猎。。

至1949年7月解放时，独龙族家庭公社内部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铁刀和铁器归每个灶塘直接占有，各个火塘独自饲养猪、鸡以及通过交换所得的黄牛等。每个火塘开始独自占有“隋移”(最早的个体耕地)，各个火塘

在自己占有的“隋移”里种植玉米和芋头，生产补充性的食粮。随着与外部交换的日益发展，特别是在交换中所获得的黄牛，已经成为家庭公社里每个火塘积蓄财富的手段。借牛者要用自己的女儿作抵押品。随着同外部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用从异部落劫夺来的奴隶交换黄牛的现象。在林地，由于一些家庭长期占有土地并由其子孙继承，产生了早期的土地租借和抵押关系。一些成员一时无地，为解决当年所需的耕地，常以铁刀、鸡等物作为报酬向耕地多的成员租地。一些贫困的成员，为了获得生产工具和粮食，便以自己所占有的耕地去换取所需求的东西，从而产生了土地抵押，并开始廉价出卖土地。此外，粮食多的火塘或家庭为了多耕种土地，以粮食去雇工为自己劳动，因而产生了雇佣。

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人民获得了新生。1956年10月1日，成立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实现了独龙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独龙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状态，针对独龙族的社会历史特点，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在独龙河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而采取在国家和先进民族帮助下，通过大力发展生产，组织互助合作，逐步地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新修了水利工程，开垦了水田，革新了耕作技术，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药材、皮张等生产迅速增加，开始饲养牛、羊、猪等家畜。建立了水电站，山村人家点了电灯。修筑了公路，架起了吊桥，改善了交通。独龙族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建国前独龙族没有学校，长期用结绳、刻木记事，现在85％以上的适龄儿童入了学，并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从乡到村都有卫生所或卫生员，人民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