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纪念介子推说以及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南北朝时代，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方记载了端午节纪念屈原说，梁人吴均《续齐谐记》也有类似记载。值得注意的是端午节划船比赛，在纪念屈原前该活动早已出现。而在东吴，是纪念伍子胥与屈原无关；《越地传》又说竞渡源于勾践操练水军；显然，端午竞渡之俗因地域不同而所纪念人物说法不同。

对于上古的吴越先民而言，端午可不是一个纪念日，而是一个节气。农历五月，已至仲夏，气温逐渐升高，各种蛇虫鼠蚁开始活跃。这些变化，吴越先民已经察觉到了。于是，到了这个时段，大家会有意识采取一些驱毒避邪，祈求健康的措施。五月有五、十五、二十五三个“五日”，因为五月五日为第一个“五日”，因此，被称为“端五”，端就是开始的意思。又因为“五月”也被称为“午月”，于是，又有了“端午”这个名字。

也有一种说法，端午的习俗——包粽子、划龙舟，其实，也是先民“避端午”措施的变形。上古时期，医药业不发达，先民们驱赶蛇虫的良药往往是艾叶和菖蒲，这也是最早的粽叶材料。至于龙舟竞渡，则是从古人祭祀祈福的活动中演变而来的。

对于诸“历史人物纪念说”，学术界大都认为是后世牵强附会之辞，难以置信。尤其是可疑的“屈原”，闻一多认为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才出现的，而端午节很早以前便已存在。学者胡适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百几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响亮人物，史书上不该空缺的，司马迁有可能道听途说写了个《屈原列传》。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在南朝的文献，而南朝离屈原跳江自尽间隔了七百多年。 

在《续齐谐记》记述中，屈原抱石自投汨罗江爱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78年前后，爱国地点和目标是楚国，当时秦国负责扮演的是侵略者的角色。且不讨论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如果屈原真爱国那可上前线英勇杀敌去，跑到江边去进行“爱国自杀”，这种爱国方法特另类。假如屈原真的是爱国，那他爱的只是他的楚国，此后东亚大陆的这块土地上出现了很多个国家，祖国也换了一次又一次。属于当时楚国的后裔吃粽子纪念屈原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时的秦、齐、燕、赵、魏、韩这六个外国以及百越的后裔，吃粽子纪念屈原属于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要将屈原与节日捆绑在一起，因为要树立屈原这么个典型，让广大老百姓学习领会贯彻去忠君爱国。统治者高屋建瓴，皇帝换了几十茬，纪念屈原是哪一朝代都要坚持的。为了让忠君爱国能够行得通，就需要树牌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屈原能写点诗歌，容易引起老百姓好感；其次，屈原是个部长级别的官员，能够引起官僚阶层的共鸣；再而，屈原是忠心的臣子，主子都把他放逐了，他还要以死表忠心，实为难得的臣子。于是屈原与端午节便捆绑了起来，演变成了纪念屈原忠君爱国的节日。爱国是包装，屈原是标签，忠君是实质。屈原这个标签符号、这个牌坊，成功地被统治者树立起来，古代统治者利用屈原这符号告诉广大百姓：要爱国（其实是忠君），要奉献（就是说为统治者贡献）。此后一千多年，所有的统治者都兴高采烈地擦洗这个爱国牌坊，于是屈原这个符号由楚地逐渐传遍神州，并相沿迄今。

伍子胥、屈原和曹娥的故事，谁是端午节的起源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端午节融汇了中国人丰富的智慧，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伍子胥、屈原和曹娥是三个有着明显“标签”的人，他们身上都凝聚着中华的传统精神文化：伍子胥代表的是信义，屈原代表的是忠诚，曹娥代表的是孝道。忠、孝、义，这些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精神美德，有着更加深入人心的力量，才会让人们忽略了端午的本源，却深深地记住了传说。

据考，许多流传至今的端午习俗也与屈原毫无关系。比如粽子，最早文字记载出自许慎的《说文解字》，食粽子习俗早于屈原去世400多年；西晋周处在《风土记》中称“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可见古人夏至也吃粽子，非端午专利。据专家考古考证及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纪念历史人物说，无论是伍子胥、介子推，或者曹娥、陈临、屈原等说，学术界大都认为是后世杜撰附会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