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几经变革,融入了多彩的异族因子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征。虽说服饰的变革及移风易俗是社会发展及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作为封建政治力量核心的帝王,他们的态度和意志,始终贯穿于服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服饰的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服骑射”、“孝文改制”、“剃发易服”等服饰变革,是帝王出于军事、政治等需要,规劝或以强制手段进行武力镇压促使了变革的成功。而东汉的“服妖”及唐朝胡服的兴盛,则与帝王的强大辐射力、渗透力、包容力以及开放的心态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

    华夏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西周时期为“上衣下裳”制,是上衣下裳不相连的服饰,至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深衣”,其形制为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礼记·深衣篇》郑注:“深衣,连衣裳而纯之以采者”。综观上述两种服饰,其整体特征都是褒衣博袖,峨冠宽带,衣襟向右,这种服饰自产生以来,一直被统治阶级在各种重大的场合及仪式上服用。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服装史上最早改革者———赵武灵王,其为了摆脱军事上四面受敌的困境,振兴赵国,在全国上下推行“胡服骑射”,引发了中华服饰文化的第一次大的变革。

    胡服骑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较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服饰改革。但由于“华裔贵贱”以及“周代几百年来社会习惯,上层分子,已把穿长衣当成制度,只有奴隶或其他劳动人民才穿短衣”[1]思想的影响,胡服在其推行的过程中,受到了相当激烈的反对,导致“群臣皆不欲”,以公子成、赵文等为首的赵国宗室,认为易胡服是改变自古以来的教化,是背离圣贤的教诲和中原的风俗的行为。如公子成曰“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胡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2]。赵武灵王说服众人,力排众议,等满朝文武都穿上了胡服之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胡服令,上行下效、雷厉风行,促使赵国很快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胡服骑射”促成了汉族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的融合,对后世的官服和民服影响极为深远,逐渐把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革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渐变的、漫长的过程,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在反对他的群臣中做思想工作,以理服人,并身体力行,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改革模式,保证了改革的成功。

    二、北魏的“孝文改制”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改制”,是统治阶级以其强权力量对服饰加以改制的一个案例。与赵武灵王不同的是,此次变革是在少数民族内进行汉化改革,服饰上推行汉族高冠博带式的传统章服制度,导致少数民族服饰与汉族服饰混穿,形成了一种多元融合的新服饰现象。北魏由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所建,北魏平城时期,就开始出现汉族等级秩序的冠服,“太祖天兴六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3];太和十年(486年)“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3]”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在语言、服饰、礼仪、姓氏等方面实施全盘的汉化改革,“革衣服之制”,令鲜卑人改穿汉服,十九年(公元495年)甲子,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3]。然而出于根深蒂固的民族观念,以及文化上、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性,这种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汉化改制,遭到了从上层贵族到下层百姓的强烈抵制与反抗。如《魏书·王丕专》:“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禁士人胡服,国人多不服”。在诸多的反抗之下,孝文帝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将毁汉衣冠,私着胡服的太子恂废为庶人,严惩叛乱者,并躬行实践、身体力行,亲自监督服饰改制的实施情况,保证了改革的继续进行。我们从现存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在孝文帝的强制规范下,服饰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现象,这是因为北方民族在穿着汉族服装时,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汉族服装形式,而是能吸收汉族服饰之长为己用,将胡服与汉族服饰混搭穿着,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新服饰形象。形成了“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4]的服饰混搭现象。从北魏宁恕暨妻郑氏墓窟画像可以看到:男子头戴笼冠,笼冠旁插簪导,一饰物自冠顶弯曲至额前,身着曲领大袖衣、裙裳,腰束大带,足穿笏头履;旁边的侍女头梳双环髻,身穿宽袖襦裙,襦裙外套裲裆,腰束坤带,足穿笏头履。其中裲裆为北方民族服饰,而宽袖襦裙则是汉族传统服饰,这一着装现象也正反映了孝文帝汉化改制后胡服与汉服混搭地服饰风格。

    三、唐朝胡服的普及

    从帝王对服饰流变影响的角度看,服饰的流变除了统治阶级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进行严格规范等因素外,也有帝王作为上层阶级本身所具有的辐射力及“明星效应”对身边皇亲贵戚进行影响,进而普及到广大民众中。如:根据史料记载,中国服装史上的第一次变革,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至东汉时期,穿胡服被视为“服妖”,但因汉灵帝对胡服的个人喜好,上行下效,引起当时京都皇亲贵戚竞为仿照,胡服在中原地区流行一时。《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所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5]”统治阶级的喜好对服饰风俗的影响可略见一二。

    唐朝是服饰变革的又一个典型时期,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一方面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汉族人民对异域民族的排斥心理日益减弱,体现在服饰上是相互撷取其他民族服饰的精华为己所用,而被中原汉人选用的胡服装束或已经汉化的胡服装束直接影响到了隋唐时期的服饰。另一方面,唐朝服饰的变革与唐王朝开放的社会环境及帝王阶级强大的自信与包容的态度密不可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6]。唐朝帝王对异族的接纳使得鼎盛时期的长安城有大量的异族人群,他们或与汉人进行着商业往来,或与汉人相互通婚,促成了服饰的变革与融合。而唐帝王自身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喜好,能够直接影响到他们周围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使士庶之家相互仿效,进而也影响到了广大的民众,成为一时的普遍现象。《新唐书》卷八十载唐太宗之子李承乾在东宫“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桐跳剑,鼓鼓卑声通昼夜不绝。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似胡者被以羊裘辫发。[7]”至唐玄宗开元年间,胡服的流行达到了鼎盛时期,以至于“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8]”唐朝是封建社会相对和平的时期,在没有外来压迫与政治需要的情况下,帝王开放的心态、包容一切的自信心以及自身的喜好对服饰发生自觉性的流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相互吸收着异族的优点,更加丰富多彩,促进了服饰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清朝的“剃发易服”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君主集权制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清朝帝王在建国之初,便把服饰作为政治工具,把“剃发易服”作为归顺的标志之一,多次下令汉人剃去头发,身穿满洲人服饰,以使汉人迅速满化,达到在思想和形式上的统一。顺治元年,统治者便下诏汉民剃发,以辨别顺逆,受到了汉族广大人民强烈的反抗,至顺治二年再次下诏:“向来剃头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筹之最熟,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官若有为此事渎进表章,欲将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强调剃发的同时,又提出“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9]”这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抵制与反抗,清朝帝王对于不遵从“剃发易服”的汉人进行了严酷的武力镇压,其强制性范围之广与程度之深前所未有。虽然后来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制定了“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的条例,但在清朝统治阶级严酷的镇压下以及两族文化的频繁接触下,使得满汉服饰相互渗透影响,互为融合。至清朝中期,汉族男女开始主动穿着或模仿满族衣着服饰,男穿马褂,女梳满族高髻,而满族服饰也融入了汉族服饰的某些元素,如乾隆时期官员服饰采取了明朝的“十二章纹”作为装饰,便是满汉相互融合的结果,形成了中国古代服装史上影响极为深刻的一次服饰变革,清朝帝王采取的“剃发易服”的强制措施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饰的融合与创新。出于不同的目的和政治需要,赵武灵王的服饰改革是在汉族军中采纳便于骑射的胡服,魏孝文帝是让本族人学汉语、穿汉服,而清朝皇帝则是采用强硬政策要求汉人穿满族服装,但其最终的结果,都是移风易俗促进了服饰的变革,而东汉灵帝、唐朝的帝王则是以其自身的影响力,影响了服饰的变革与融合。

    结语:服饰的每次变革都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影响,在这之中,历代帝王对服饰变革的影响力、辐射力,主要从其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及作为帝王的“明星效应”中得以体现的,所谓“上行下效”,帝王在服饰方面的要求和喜好也必然地渗透在了服饰的流变中,直接作用于当时的民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阶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0]”正因为这些服饰变革,使传统服饰受到了北方文化、西域文化甚至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多元文化并存共生、优势互补的文化共同体,构建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多元性、兼容并蓄的时代特色,也使得传统服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说文物·服饰篇,古代人的穿衣打扮[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2]刘向.战国策·赵策二.贺伟,候仰军点校[M].济南:齐鲁书社,2005

    [3]魏收.魏书(卷一百八之四《礼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列传第五十一,陈伯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范晔撰,罗文军.后汉书[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旧唐书·與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清世祖实录,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