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出版史上的意义
鲁迅在出版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代表着一种编辑人类型,那种一心为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为个人的信念目标,为出版物的优良品质,坚持不懈,自甘奉献,无任何名利目的,不羼杂商业意图,可谓“纯粹”的编辑出版者。这样的编辑出版人,在任何时代恐怕都不会是大多数,然而却是出版界的精英和脊梁,值得人们景仰。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和很多出版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算不上一个职业出版人。鲁迅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是写作,编辑出版是其余事。然而,在后世人们的观点中,多倾向于把他同时作为编辑家看待。一方面,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身前的所作所为,包括编辑出版,容易被后人关注,成为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根本的,鲁迅一生著述不断,既与编辑出版机构打交道,又在编辑出版实践活动中亲力亲为,是一个真正的出色当行的高明编辑。
鲁迅一生办过7个出版社——未名社、朝华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等(这7个出版社中,未名社和朝华社,是鲁迅和几个青年合资创办的。未名社成立于1924年12月,结束于1933年,主要业务由韦素园和李霁野前后经营,鲁迅为未名社主编了《未名丛刊》、《未名新集》两套丛书。朝华社成立于1928年底,先后出版了《朝华周刊》和《朝华旬刊》,以及《接吻》等3种图书,经营不到1年,因赔完了老本而夭折。其余的5家出版社,既无编辑部,又无出版部,也无门市部,都是鲁迅自费印书的一个名义罢了);先后编过9种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朝华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书籍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为“相识与不相识者”的书作序跋4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40余种,共约2000多万字。
从以上列举的数字可知,鲁迅一生所编书刊的数量,不可谓之少,但这还不是鲁迅作为编辑家的大头所在,因为在近现代时期,像鲁迅那样,非职业性的兼事编辑出版的文人学者不乏其人。鲁迅在出版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代表着一种编辑人类型,那种一心为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为个人的信念目标,为出版物的优良品质,坚持不懈,自甘奉献,无任何名利目的,不羼杂商业意图,可谓“纯粹”的编辑出版者。这样的编辑出版人,在任何时代恐怕都不会是大多数,然而却是出版界的精英和脊梁,值得人们景仰。
鲁迅早年学医,后来弃医从文,源于他思想认识的转变。他认为,要使祖国富强,“第一要著”,要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为了提倡文艺运动,“第一步当然是办杂志”,于是有1907年《新生》杂志在东京的筹办。《新生》筹办虽然不克成功,但出版可以辅助文艺,可以“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可以“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的观念,在他内心里扎下根来,并贯穿于他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过程之中。他后来创办《莽原》周刊,则是因为看到“中国现今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所以“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他主持《语丝》期间,“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他主编《文艺研究》时则一再表示,“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意在“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
“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鲁迅一腔爱国热忱的表现,也是他出版精神永不言败,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当国民党政府文化统制愈紧,文网愈密,当“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变相,或者失败了”,这些政治上的威胁和商业上的遮蔽,均不能让鲁迅屈服。他的自费印书,他的资助青年开办书店,则是对当时不如意出版环境的坚决反击。他自费出版《毁灭》、《铁流》等苏俄小说,是因为政治风险大,私商不敢出,还因为“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他出钱印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木刻纪程》、《十竹斋笺谱》等木刻版画,是因为美术画册成本高,销路差,容易赔本,私商不愿出,还因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自掏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和很多出版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算不上一个职业出版人。鲁迅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是写作,编辑出版是其余事。然而,在后世人们的观点中,多倾向于把他同时作为编辑家看待。一方面,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身前的所作所为,包括编辑出版,容易被后人关注,成为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根本的,鲁迅一生著述不断,既与编辑出版机构打交道,又在编辑出版实践活动中亲力亲为,是一个真正的出色当行的高明编辑。
鲁迅一生办过7个出版社——未名社、朝华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等(这7个出版社中,未名社和朝华社,是鲁迅和几个青年合资创办的。未名社成立于1924年12月,结束于1933年,主要业务由韦素园和李霁野前后经营,鲁迅为未名社主编了《未名丛刊》、《未名新集》两套丛书。朝华社成立于1928年底,先后出版了《朝华周刊》和《朝华旬刊》,以及《接吻》等3种图书,经营不到1年,因赔完了老本而夭折。其余的5家出版社,既无编辑部,又无出版部,也无门市部,都是鲁迅自费印书的一个名义罢了);先后编过9种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朝华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书籍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为“相识与不相识者”的书作序跋4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40余种,共约2000多万字。
从以上列举的数字可知,鲁迅一生所编书刊的数量,不可谓之少,但这还不是鲁迅作为编辑家的大头所在,因为在近现代时期,像鲁迅那样,非职业性的兼事编辑出版的文人学者不乏其人。鲁迅在出版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代表着一种编辑人类型,那种一心为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为个人的信念目标,为出版物的优良品质,坚持不懈,自甘奉献,无任何名利目的,不羼杂商业意图,可谓“纯粹”的编辑出版者。这样的编辑出版人,在任何时代恐怕都不会是大多数,然而却是出版界的精英和脊梁,值得人们景仰。
鲁迅早年学医,后来弃医从文,源于他思想认识的转变。他认为,要使祖国富强,“第一要著”,要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为了提倡文艺运动,“第一步当然是办杂志”,于是有1907年《新生》杂志在东京的筹办。《新生》筹办虽然不克成功,但出版可以辅助文艺,可以“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可以“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的观念,在他内心里扎下根来,并贯穿于他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过程之中。他后来创办《莽原》周刊,则是因为看到“中国现今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所以“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他主持《语丝》期间,“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他主编《文艺研究》时则一再表示,“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意在“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
“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鲁迅一腔爱国热忱的表现,也是他出版精神永不言败,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当国民党政府文化统制愈紧,文网愈密,当“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变相,或者失败了”,这些政治上的威胁和商业上的遮蔽,均不能让鲁迅屈服。他的自费印书,他的资助青年开办书店,则是对当时不如意出版环境的坚决反击。他自费出版《毁灭》、《铁流》等苏俄小说,是因为政治风险大,私商不敢出,还因为“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他出钱印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木刻纪程》、《十竹斋笺谱》等木刻版画,是因为美术画册成本高,销路差,容易赔本,私商不愿出,还因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自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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