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炬之光?通体皆明——论高鹗笔下贾宝玉的中举与出家



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几乎每个时代的批评家都根据自己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理解,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审美情趣,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评价。然而,“崇曹贬高”,否定高续后四十回则是“红学界”的一种主要倾向。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是一些人忽视了高续后四十回能在与之同时的众多续本中脱颖而出,与曹著前八十回成为合壁刊行并流传下来这一事实,而仅仅依据前八十回中几支判词的线索和脂砚斋的几条批语来判断是非,认为除了“有些篇章和片断写得也还精彩、生动外’,①,而在“一系列大关键、大节目,整个墓改了原作者的意思。”②其中批评、否定得最厉害的莫过于书中男主人公贾宝玉“中乡魁”后“却尘缘”这一情节了。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就指出:“雪芹的原意或者是要叫宝玉出家的,不过总在穷愁潦倒之后,与高鹗续作稍有点不同。”“宝玉出家除情悔之外,还有生活土底逼迫。”游国恩先生更是说:“特别是宝玉中举和出家成佛被封文妙真人”,“显然背离了原作的精神。’,③

果真如此,高续本中宝玉中举与出家这一情节的描写,削弱了小说的主题,改变了曹雪芹的初衷,使宝玉这一艺术形象的社会意义和反封建意识受到了损害吗?通过对小说的仔细阅读和研究,通过对以还曹雪芹原著本来面目而著称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播后效果与刊行二百多年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曹高百二十回合著本的两相比较,笔者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高鹗续书从艺术的真实这一创作原理出发,基本上忠实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贾宝玉的中举与出家则是从一个侧面增强了这个人物反封建的判逆的性格色彩,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否定高续后四十回的学者首先对“中举”这一情节提出质疑,认为贾宝玉在前八十回中是一个封建制度下叛逆者的形象,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不仅对那些讲谈“任途经济”的“须眉浊物”厌恶之至,即使平日与之相交甚密的姐妹们偶尔劝他读书上进,也要遭他白眼,怎么会在后四十回中摇身一变,学做起八股文章,并且顺从封建家长之意去赴乡试,一举成名呢?

笔者认为,这一情节正是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驱使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贾宝玉这一典型性格的复杂性,大大加强了这个形象内在的艺术张力。从前八十回的情节交待中,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虽不喜欢读封建家长规定的“正经书”,可他天性聪颖,“杂学旁收”,吟诗作对,时有新意。请看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中,每当宝玉吟出好的诗句,众清客赞不绝口之时,一向对宝玉看不入眼的贾政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可见他平日不喜读“书”,一听见要上学就装病逃学,是讨厌这些“诓功名混饭吃”的八股文章,不想学;而不是愚顽不化,不能学。故当他年满十五岁,到了要为“终身立身求名之事”作准备的时候,贾政夫妇为了“不至于有名无实地白耽误了他的一世”,把他送入家塾严加管教,希望宝玉从此能纳入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轨道,成为这个家族中能光宗耀祖的接班人,这也是很正常的,是家族利益的需要。贾政在临去外地赴任之前,特地叫来宝玉说:“我可嘱咐你:‘从今日起,再不许做诗作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还威胁道:“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并亲自送他入家塾,要老师“认真地管教他”。王夫人更是在“母以子贵”的思想支配下,时时督促宝玉的学业,并声色俱厉的宣布如有丫环们再敢和宝玉玩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办。”就连过去一向充当保护伞的老祖宗―贾母,这回也与贾政结成统一战线,不出面阻拦了。这一切都说明,随着荣国府第三代中这个唯一正统继承人年龄的增长,家族的长辈们已不再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小孩、命根子来溺爱了,而是要迫使贾宝玉沿着他们所规定的道路成长为一名能光宗耀祖的本阶级的正统接班人。在这一点上,贾政是毫不含糊的,我们看到十三回中为琪官和金钏儿之事,他宁将这个“不肖孽障”的狗命结果了,也决不让他活着一意胡闹,玷辱祖宗门楣。在这种强大的外力逼迫下,贾宝玉虽然满心不想去读书,“却又不敢违拗”,只有“装出个读书的样子来”,到家里学做八股文章了。我们在分析人物性格发展时常说,人物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特定的社会环境给予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强烈的影响,人物的性格也是由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贾宝玉从厌恶咒骂八股文章到自己去学做八股文章,并不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自觉去入“禄蠹国贼”之流,而是封建家长们从家族的利益、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他逼迫的结果,是环境的强大力量对人物性格影响的结果。

其实,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对于贾宝玉来说,并非无力达到,他自信有这个才能。当已成为他妻子的薛宝钗劝他:“从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宝玉答道:“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见他是自信有这个才能的。联系前八十回的描写我们也可以看出曹雪芹无意把他写成一个庸才。因此,当他不得已去应考时,临考前只作几篇熟一熟手,便“中了第七名举人。”然而封建家长们还没来得及为他们的胜利举杯庆贺,这个有才而不愿去补天的封建阶级的判逆者,却“勘破世情”“遁入空门”,彻底了却了尘世情缘。用自己的出家,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彻底的否定,从而使贾宝玉这个形象敝屣富贵,蔑视功名的思想性格得到更深刻、更剧烈的发展,使形象中蕴涵的判逆色彩更鲜明、更突出了。

试想一下,如果象有些人考证、推论出的那样,仅只把贾宝玉描写成一个没有任何“齐家治国”的本领,“空自生得好皮囊,于国于家无望”的不肖子孙,当钟鸣鼎食的百年旺族贾府由于获罪天子,家产被抄没之时,落得个贫穷、潦倒的凄惨下场,只有出家为僧以苟活性命,就是其必然结局。除此之外,他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样一来,恰好抽掉了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思想容量中的神髓,将复杂多样的人物个性简单化了,大大削弱了它的典型性。正如有的红学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宝玉是在贾家彻底破产之后出家,那出家就是消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为了找衣食之路的一种手段。而高鹗写宝玉中了举人本可以做官,又写了贾家虽然远不如前,但现状仍然可以维持下去,宝玉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温暖的小家庭生活,甚至可以飞黄腾达;但他一切不顾就毅然出走了。”④故让宝玉“中举”之后“出家”,是高鹗为这一艺术形象增添的最精彩的一笔,它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贾宝玉是一个真正的封建阶级的判徒,走一个有才而不愿去补封建社会这片黑暗、破损的天空的叛逆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续书中贾宝玉中举后出家的结局,对形象的典型性和作品的思想性都起到了一炬之光,通体皆明的艺术效果。



写作的过程并不仅仅只是把作者的构思设怒想录下来,它必须遵循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况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曹雪芹原作只是一部不全的八十回残稿,即使根据书中第一、三、五回和脂砚斋的若干条批语可以推测出原著作者构思设计的结局是,在贾府彻底衰败之后,在“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后,贾宝玉终于出家为僧,那也不能据此就对高续的结局大加挞伐,认为凡是曹雪芹的原意就是正确的、不容更改,凡是高鹗的续改都是败笔、损害了作品的主题、破坏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须知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构思中的人物形象一旦在作者笔下站立起来,他就要按照他自己的性格与意志在作品中所规定的情境中行动,甚至与作者原来的设想抗争。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把这种状况称为最幸福的时刻,而且都乐于纠正甚至推翻自己原来的构思,跟着人物形象走。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决不是个别的,如《欧根·奥涅金》中女主人公塔姬雅娜的生活道路就是出乎普希金意料的。他曾对朋友说:“想想看,我那位塔姬雅娜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这样做。”列夫·托尔斯泰写《夏活》,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同样违背了他原来的构思,没有结婚。这些都说明了人物性格中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完全可能改变作者的构思。

那么,如果天假以年,让曹雪芹得以续成完璧,谁又能断定他会一直按自己原有的设想写完全书,特别是对于贾宝玉这个倾注了他全部感情的人物呢?写作的过程必竟不仅仅是构思的文字记录,而是一个改变或深化自己思想情感的过程。特别是象曹雪芹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展开而改变初衷,使之更符合艺术真实的情况决不是不可能的。
况且,根据贾宝玉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高鹗将他写成应试中举而后出家也不是没有依据的。贾宝玉虽然斥责一切讲谈仕途经济、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人为“禄蠹”“国贼”,骂写八股文章是“框功名,混饭吃”的勾当,但他毕竟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在以贾政为代表的强大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下,他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反抗行动,所以只能暂时顺从封建家长的意志―读书应试。同时,生活在封建贵族之家的贾宝玉自幼接受的就是儒家的“孝、悌”之训,每日在家族的长辈面前晨昏定省。见了贾政更是垂首屏息,不敢有丝毫越礼之举。尤其是他十几年的生活圈子就是贾府这个小天地,故父毋的养育之恩是不能不报的。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去做父毋梦寐以求的事―应试中举,光宗耀祖。请看宝玉在赴考场之前“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满眼流泪,磕了三个头,说道:‘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报答,只有这一入场,用心做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了,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这分明是在告诉我们,宝玉应试中举不过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称一称父母的心愿,让这个功名代替自己伴随着父母,然后才忍心斩断父子、母子之情。有人早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有人以为再让宝玉去应了科考才逃亡,实属多余,宝玉诚然对科考是深恶痛绝,对父母也是感情稀薄,一个决心逃亡的人还能重视伦理关系吗?然而也不尽然.第一,传统的观念力量本来太强了;第二,只有家庭没有杜会的宝玉对父母之绝缘也决非易事,第三,只有这样曲折繁难,才是更适合于逐步解脱的必经之路。”⑤这就在典型形象性格的复杂性这一点上说明了宝玉中举是符合特定社会环境中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因此,我们决不能简单地否定高鹗续书的结局,认为让贾宝玉中举,并在中举之后才出家,就是歪曲了曹雪芹原著的创作意图,破坏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

既然长期以来一部分批评家对高续后四十回持否定和贬责的态度,那么按这一部分人的意愿还曹雪芹原意于《红楼梦》结尾,是否就比高续本中的结局更能打动读者,引起更深刻更广泛的轰动效应呢?看来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众所周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结局,可以说足符合曹雪芹原著创作意图的,播放后却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预期的巨大反响,也没有得到评论界的认可和赞同,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姑且不去细究剧中明显的败笔:秦可卿之死、尤三姐这一形象的处理和花袭人进馋言直接导致了宝玉爱情的悲剧给局。仅只就剧中宝玉这一形象的结局来谈谈,值得商榷的地方就不少。电视剧的改编者们真个让这位宝二爷在贾府如大厦倾颓,家产被抄没干净之后沦落街头,手持更梆沿街乞讨,可谓忠实于曹雪芹原著的创作意图了。然而,从这里我们除了见到一位伴随着封建家族“运终数尽”而走上穷途末路的落难公子外,除了从中感受到坐食山空、后继乏人的无可奈何之外,还能体会到作者赋予这个人物形象内涵中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鲜明的叛逆性格吗?也许改编者多少意识到这一缺陷,故在环境氛围上大加渲染,增加其悲剧的色彩。如剧中结局那漆黑的夜晚、冷清的月色、碜人的梆声与河中船上已沦为娼妓的史湘云那绝望的哭喊,然而这一切也只不过是这个封建大家族繁华已逝的挽歌,只能催人泪下,却起不到高鹗续书中宝玉中举后毅然出家对读者所产生的振聋发聩的什用。何以如此?那就是高续后四十回中通过宝玉的中举与出家,在这个人物叛逆的性格色彩中、反封建的思想内涵中,浓浓地涂上了一笔,赋予了这个典型形象更深刻的思想内容。也正是因为高鹗在贾宝玉这一形象中表现了其对社会、历史的深层反思,所以他补作的后四十回才能从当时众多的续书中脱颖而出,与曹著前八十回连为完璧,二百年来刊行于世,脍炙人口。

“学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为了学术的进展,必须纠正前人的或近人的,自己的或别人的失误和偏见。”王季思先生这一段话说得好,在《红楼梦》的研究、评论中,我们也应该遵循艺术的真实这一原理,更客观、中肯地评价高续后四十回,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注:

①游国恩《中国文学史》

②周汝昌《红楼梦考证》

③游国恩《中国文学史》

④张国光《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

⑤王昆仑《贾宝玉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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