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是雅词盛行的时代。人们不仅热衷于创作雅词，而且还编选了一批雅词选集，其中标准最严格、选词最精当者首推周密《绝妙好词》。《绝妙好词》专收南宋作品，起于张孝祥，迄于仇远，凡百二十家，但选词十首以上者不过姜夔、吴文英等八家，可见其标准之严格。

《绝妙好词》好在哪里？我看是好在“雅”字上。雅的要义有二：一曰正确；二曰高尚、不俗。靖康之变，中原动荡，士大夫们痛定思痛，欲使词回归正确的方向，起而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复雅”运动清算北宋末柔靡香艳的词风。“雅正”遂成为人们所共识的标准，并与南宋相始终。《绝妙好词》中大多数作品，便是以其“雅正”的精神品格魅力吸引读者的。“雅正”的词必具备一种纯洁健康的情感状态，远离过分情欲的干扰。此书所选作品皆以情动人，即使描写男女爱情之作，也绝不溺于情欲。

“雅正”的词要不同于流俗，就必须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人云亦云，不免湮没于俗调之中。词的出身本就规定它要写普泛的恋情，而“复雅”则提倡抒一己之情怀，适身世之感慨，这足以给雅词注入个性的灵魂，如书中姜夔的《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一词，借咏蟋蟀抒发人世间种种苦闷，最后归结为“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名义上是为蟋蟀诉苦，实则是作者“飘零清苦”的游士生涯自况，全词抒写身世之悲而寄意深远。赵汝茪《汉宫春》（著破荷衣）以“故人老大，好襟怀，消减全无。漫赢得、秋声两耳，冰泉亭下骑驴”作结，直抒“暮年功业未立”的失落感。以上两家性情、阅历不同，所抒身世之感的内容、情感表达方式也就互有差异，可以说是雅词抒情个性化的必然结果。

“雅正”之词的更高境界是词作者要关怀国事，即“复雅”风潮所倡导的忧国之心，比如书中吴文英《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一首，借怀古而感今，以吴国的兴废暗喻宋王朝薄暮衰亡的前途命运。“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一句，以吴王暗指荒淫的南宋皇帝，而作者虽明知国势的危急，但自己位卑职小，难达天听，无可奈何，只能“独钓醒醒”，词最后以“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作结，表面旷达的语气之下却积聚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忧患，蕴含着难言的悲凉和沉痛。以乐语写哀愁，反而更增其哀切。另外，如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对兵劫过后扬州触目惊心的衰败景象的描绘，也寄寓了作者深深的黍离之悲和哀痛之感。

雅的另一特征是要含蓄。直白难以称雅，只有含蓄才会有话外之音、语外之味，才会有雅的趣味——内涵丰富而又高于日常生活的趣味，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乃至古代文化的一大特征。含蓄是雅的一种表现。《红楼梦》中大观园门内就要立一座假山遮蔽园内的风景，使入园的人不能将景色尽收眼底，为的也就是追求一种含蓄的雅意。醇雅之词就更讲究含蓄。《绝妙好词》中所收醇雅含蓄的词章不在少数，如周晋《点绛唇》：“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昼长无侣，自对黄鹂语。絮影频香，春在无人处。移舟去，未成新句，一砚梨花雨。”本词前几句写一位隐者悠闲自适的生活场景，末以“一砚梨花雨”作结，蕴含无穷意味，梨花飘满砚台，这新奇美丽的景象背后可能隐藏着隐者随心自适的性格，或是他高雅俊逸的文学情趣，也可能是悠闲自然的生活追求，或是词者与隐者的共同之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空灵蕴藉，耐人寻味。

其实，就文学作品而言，雅，就是一种审美理想的体现，是雅人雅士心灵的体现。文学是为人生的，它固然反映外部世界，但同时也反映人的内部心灵世界。文学家自可按他的审美理想去创作，用他心中的雅情、雅趣、雅志、雅意去构建自己的作品，哪怕是一座象牙之塔。生活在宋末的周密、王沂孙、王易简、赵闻礼等人，身罹南宋亡于元的祸变，以前贵为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被击得粉碎，晚年多飘零流落于江湖关山之间，对他们而言，是无力改变现实、反抗命运的，只能躲进文学的小天地，在雅词中构建自己理想的审美世界。外部世界有着太多的兵戈战乱，饥荒愁苦，这些他们不得不回避。他们把自己的那份雅士的志趣投射在外物上，于是，“沙”变成“寒沙”，“草”变成了“烟草”，那份高雅的清愁弥漫了他们所营造的雅词世界。他们选取最具高雅特色的对象，用最雅的名词和形容词去装点、扮满那个文学世界，但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那份心底里国破家亡的哀痛，怎么也忘不掉，那份对旧日美好时光的感怀时刻萦绕在心头，他们结社咏物，在水仙、白莲、萤火虫身上寄托亡国哀思，他们把那些美丽的对象看作自己的化身，把“携盘独出，空想咸阳，故宫落月”（王沂孙《庆宫春·水仙》）那样的家国之痛和“相逢旧京洛，素靨尘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