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历乙亥小寒节后，正当“玉梅花下交三九”，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畅先生不远数百里，驱车来叩柴门，寒不及暄，坐定即出示一部书稿，视之其厚几乎“盈尺”。惊喜之下，询以何书，如此巨著？他指着首页说：就是曹雪芹祖籍考论！

问话的，答话的，听话的，都很高兴，而这时寒斋之中顿时充满了暄意——这暄意氤氲着一团喜气。

他将书稿留下，谦虚地要我看后提提意见，并以序言见委。我不假思索，欣然答应下来。我为本书作序，捉笔之先，即感思绪百端；临到落墨之际，更觉千言万语涌向笔底，——这并非我的“文思泉涌”，而是所感者与欲言者都不是一桩简单浮浅之事。正因思绪太繁语文反觉不济。于是我决定；此序不一定像篇“序”，写成杂感随想，也未尝不可，以下便粗述我因本书的完成与付梓而发生的一些痴想，学一学雪芹的“试遣愚衷”。

第一，这本书的题名与内容，有很多人能感兴趣而拿在手中一读吗？我看是有的。这不但是因为大家对《红楼梦》亲切而连带对雪芹的身世十分关心欲求了解，还更由于全国读书界的水准和眼力识力日益提高了，更加趋向学术探研，尊重真理归着。他们已不满足于那些花拳绣腿、徒炫耳目的“热闹儿”，要求给他们拿出“真格的”来了。

如果你对“红学”与“曹学”本来就有兴趣，那你该看此书是无待多言的；即使你对它们并不曾“迷着”，而只把这册书当作一种学术入门的“抽样示范”来认真阅读一过，我十分相信你会欣慰地承认：这番读书功夫没有徒费，这番读书经验是很可珍贵的——因为你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教益与启牖，并且明白此诚学术真理讨论审辩之大事，而绝不是只限于“红学”“曹学”的个别问题。

第二，我更愿乘此指出：与读者为什么会来读这本书之向，正好连着一个著者为什么要来写这本书的问号。这事就更饶意味，着实有趣得很！
原来，王畅先生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已有好几部专著出版，都没有离开他的研究事业中心课题。他从未想到要涉足“红学”或“曹学”，更未对文史考证这个“行当”发生过兴趣与关怀。忽一日，他因浏览报刊而见到若干对雪芹祖籍讨论以至争论的文字，其内容、资料、论证方法、学风文风，在在都引起了他的注目，——同样也就唤起了他的求知寻真的天赋良知，从内心深处萌生了一段强烈的激动：我要“走进去”细看看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谁是谁非，何长何短？

说到这，读者必当与我同所感叹：对著者王畅来说，“红学”“曹学”可以

不干他事，但学术真妄、是非淆乱，以至歪曲历史，贻误后人，这却是最干他事的更大主题。只因此故，他推开原先致力的业务暂存一旁，而一心一计地投向了这个“干卿甚事”的工作。

这就是我所尊敬的一位真正学者的不负天职与无愧人事的崇高表现。

第三，他给自己招来的这份“任务”，并不是一件“好玩”（古曰好耍子）的事，那是很麻烦很讨厌的一团乱麻，一般人纵然不是“敬鬼神而远之”，也都“视为畏途”。“君子不立乎严墙之下”，谁没事肯来惹这个“马蜂窝”。

他没有这么些“明哲”的考虑，他毅然不知反顾地坐下动起笔来了。

大约从他正式经营缔造到现时，不过寒暑两三易，就拿出来这么一部原稿纸多达１２００多页的论著。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推动了他，使他如此勤奋而虔诚地为此主题而耗费精魂心血的呢？

这个问句的答案，就在本书的深层意蕴之间。
第四，这团“乱麻”，他不是用刀一斩了事，他彻底理好了，任你千头万绪，他都能还你一个一清二楚。

他把全部书分为六章，从此一主题的根本意义与考论缘由说起，一直精神贯注到最后的结穴，神完气足，理备义充。每章分为若干节，每节下，又分为若干“副节”，多的达到十余“副”。这种粲若列眉的组构章法，就反映出他的思维的精度，审析的深度，方法的科学性。这并非形式的事情。这需要目如燃犀之明，心似纫丝之细，把大量的正误杂糅、黑白颠倒的现象与实质，一一予以理顺了，摆清了，使之昭然赫然显示于我们的眼底与心头。

就是由于上述种种，我才说纵然不与“红学”“曹学”相干的学人士子，肯分些时力来读读此书，敢说是定必获益受教多多的。因为，这能够作为一个“治学示例”吗？它仅仅是一位清代小说作者的家世的一部分的祖籍问题，这太小了，能具有多大的意义？这个疑问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当你看到这么一个“小”问题里面竟然会“包藏”着如此复杂而混乱的“内容”（即各种不同方法、见解、态度、品格……）时，你就会十分之惊讶而震动：原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内的“实际”竟然是这么样子的！

孟子早就提出了“知人论世”这一条要义了。佛家也早提出一粒芥子可纳须弥，展示三千大千世界。原子也就是一个小宇宙。这比“解剖麻雀”的意义大得多，是不得以“小”目之的呢！

看看这里的内容“情节”，真合了荣府赵嬷嬷的话：“比一部书还热闹！”那“书”是指“说书唱戏”的书。因此我倒想，假如著者把本书不当学术论述之体来撰作，而改为“报告文学”甚至“小说”体来写，自然就会更有吸引力。这里面包含了种种的色相，种种的风气，种种的手段，种种的内幕。从学术视角看，他所剖析揭示的，除了本题所涉诸家（所谓红学家）之中有些心眼明暗之分，思维清混之别以外，还有一项特别值得学人注意的，就是有的人并非由于心眼不明、思维伤乱，而是有意地在有目的地以“手法”充代学术论证。

通过王畅先生的揭橥，我们才恍然于这个“手法现象”已是到了如何严重的地步。学术论证与论辩论争，目的只在寻求真理与实际，而有的人每逢无法用正当的科学的方法与人辩争时，自知理不足而说难圆了，便“穷则思变”，变出一个运用“手法”来掩饰与惑乱他人耳目的“策略”来。

这种“手法”问题在本学科目下已经渐成“气候”。解释史料，以“利己（观点）”为“正解”：征引书文，明目张胆地任意删割“省略”，以达断章取“义”之“效应”。强词夺理，歪话骂人，近日竟成了某些人的撒手锏—一种异常不道德不光彩的“武器”。

以“手法”来代替严肃的科学研究，以无法成立的“结论”来蒙蔽学术界、文化界与广大读者，这一情形在某个别人的文字或书册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已属异常现象；而如本书第三章所揭示的，此一畸形现象竟也出现在“辞典”里（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辞典中有关条目，竟是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与康熙间《江宁府志》《上元县志》中两篇曹玺传等史料施以“手法”，歪曲事实而成——正如本书著者的用语，是“恣意改制”的！

我们对此，不得不为之指出：作为个人的写作撰著，其中出现这种异象，还是他个人的责任；如今竟然“延伸”到了辞典的内部去了，就更难容忍。须知，辞典已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它的性质是迥然不同而要向全世界每一个查阅、运用、征引者负德与法的责任的。
以上种种令人骇愕的“手法”，毕竟还有原始文献铁案难移，细心的学人肯花些功夫，尚能复核而得其真相。更有的则是“不劳改制”，只需“掩过不提”就“若无其事”了。若说那是“视而不见”或“见而不悟”，实在情有可原云云，——那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这些“不提”是专门用以瞒过学人读者的。与此同类的则还有“一语带过”之术，貌似“论”及了而实是玩弄魔术“手彩”。

例如，本书所举诸例中，单是我在“序”中只能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一下的，就有两个典型的佳例：一是雪芹之令祖父曹寅诗文集里留下的丰富的咏题与记叙，用十分亲密痛切的文词表达了他与丰润曹家的骨肉关系，为了两位亡兄而写出“平生感涕泪，蒿里几凄怆”的句子，而且谆嘱仅存的一兄（曹鋡）要“门户慎屏障”……在《东皋草堂记》里直接表示曹完全有权代他管理曹（寅）家的圈地、教训“庄头”……。这一切，都被解释为“官场习气”“同姓联宗”（即本无血缘同祖关系），凭那四个字“了”了那么多的文献史实。又有人说，丰润曹姓不过有如贾雨村，为了投靠荣府权势之门而自称“宗侄”那样攀附而已，云云。对此二“解”，王畅先生在书中都有精辟的评议。

事实上，丰润曹是用不着攀附的，他家出了好几位与曹寅同辈而出任江南地方官的，如曹鼎望任徽州知府，出善政，兴文教，宣城派大诗家施闰章（愚山先生）对鼎望及其二子（钊、鈖）极为钦重，誉为“三曹”，为之作诗序、撰上世行状、作怀慕诗……而鼎望的知交等后来也就都是曹寅的知交，曹寅日后以几千两银为施闰章刊刻了全集，以致施之文孙施瑮就跟随了曹寅，感念至于切骨之深……。

试问：到底是谁“攀附”了谁呢？难道曹鼎望受施闰章那般钦重是因为攀附了内务府包衣曹姓的“关系”吗？既云治学，就不能信口胡柴，把自己尚未弄清的史实乱加歪曲。

王畅先生不仅仅功在破妄，而更在立真。他对这个主题所涉的资料作了全面的掌握，并且又作了自己的“开发性”的研究工作。这一方面的贡献，更是值得大书一笔。

我素来的主张是作序应该是“务虚”之事，即以敷陈“大义”为主；一实了就要与书的正文相“犯”而喧宾夺主。故原不拟多涉实例。但这次也想协助读者以窥豹一斑为快。我举书内的“两个曹俊”这一问题为例。

原来，雪芹祖籍有两派主张：一曰河北丰润说，一曰辽东辽阳说。前者实谓明初此一曹氏支派由丰润迁往辽东之铁岭，而后递迁辽、沈地区；而后者则谓祖籍只在辽阳，与丰润断然无涉。不过，它除了以此为由而否认“丰润说”之处，却又承认还是有个“入辽”的始祖——此已自相矛盾。它寻“着”的这个始祖就叫曹俊。依据是辽东五庆堂曹氏家谱载有第二代祖中有一曹俊，而旧年辽阳出土过一块“圹记”，中有“曹俊”之名，其女嫁于孙门。于是“辽阳说”者的主要代表人物著书立说，便执此以为“确据”，宣称那个辽阳曹俊即是雪芹上世“入辽”之祖，——而且还以为此曹俊曾任沈阳指挥使，此乃考证雪芹家世的“一大重要发现”，云云。

可是一看本书时，王畅先生却把事情梳理得宛如泾渭秦楚一般分明——

（一）“五庆”曹俊是沈阳人，“圹记”曹俊是辽阳人，沈地者无一字及辽

，辽地者无一字及沈。

（二）“五庆”曹俊任过指挥使，职位非低；“圹记”曹俊并无职衔（一个指挥使是当时必当书明的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