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当代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作序并给予较高评价的青年比较文学学者徐扬尚先生的《〈红楼梦〉的精神分析与比较》一书出版(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无疑问为近年来日益沉闷的红学界，送来一股新鲜空气。

这本约20万字的看似单薄的红学研究专著，读起来却给人以厚重之感。它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对(红楼梦}到底是写男人还是写女人?(红楼梦}为何会成为半璧杰作?贾宝玉为何会悬崖撒手?贾宝玉的为人到底是否可取?曹雪芹、贾宝玉是如何看待社会与人生的?贾宝玉为什么与王熙凤、秦可卿、黛玉、晴雯的感情较好?妙玉为何独许宝玉?曹雪芹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一部忏悔之作等问题，作出了启人心智的解读。

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解读(红楼梦)的结果，使徐先生提出了“《红楼梦》是一部典型的女性话语”的论断。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照”下，徐先生让我们看到了贾宝玉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一个意淫者、一个泛爱者、一个离经叛道者的贯常行为与表现;看到黛玉、妙玉、晴雯原来是自恋者同道;看到王熙凤与贾宝玉在“虐他”与“自虐”上的互补。通过曹雪芹与达·芬奇、《红楼梦》与《蒙娜·丽莎)的比较，徐先生证实，《红楼梦》与《蒙娜·丽莎》以半璧杰作问世，主要是日益倾心于科学研究的作者，精益求精的探索科研精神对待艺术创作的结果。同时，《红楼梦》与《蒙娜·丽莎》的永远完不成，又是作者的“忏悔一赎罪”心理造成的，这一结论则来自于徐先生对贾宝玉、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红楼梦》与《卡拉马卓夫兄弟》的比较。“忏悔一赎罪”也正是贾宝玉悬崖撒手、半道出家的主要心理动机……。

诚然，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的阐发研究，还是拿中外作家、作品进行求同存异的平行研究，也难免有牵强附会的地方。

但无可否认的是，上述问题的解决当是红学史的一大进步。徐先生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徐先生的红学研究独具慧眼。

我们期待着徐先生更为成熟的红学研究成果问世。

【原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19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