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国名城哈尔滨举行的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上，大陆、台湾、及特邀的香港、美国红学专家，就体现我们伟大祖国优秀文化和文化传统的辉煌巨著《红楼梦》进行了热烈而精深的研讨，代表们高谈阔论，其中多是真知灼见。当然，因是百家争鸣，故有观点之异、流派之争。

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在大会上不仅对《红楼梦》进行了学术探讨，而且对《红梦楼》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独到精采的阐释。（王蒙的演讲已整理成《〈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一文，将在《北方论丛》1996年第3期发表）王蒙先生大度兼容、是真知深的演讲，博得了与会专家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誉。

王蒙先生的演讲，从方法学人手，注重《红楼梦》的整体性、系统性、信息广大性和它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在肯定以往《红楼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指出了以往研究《红楼梦》的局限性。他站在中国文化的至高点上，用文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及自然科学等来审视《红楼梦》的文化内涵，探讨《红楼梦》的丰富意蕴，这无疑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途径，打破了《红楼梦》研究中“各持己见、唯我独尊”的门户之见，对正确研究《红楼梦》，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王蒙先生指出：“几乎用什么方法研究《红楼梦》都行。”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红楼梦》博大精深，意蕴繁富，具有一种原生性和质的优越性。它不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再现，而是通过作家思想的折光，心灵的感悟，将客观生活主观化了，使作品中的生活现象融铸成了是花非花，似雾实雾的境地，是一种匠心独运、恰到好处的表现。《红楼梦》与整个宇宙相通，但又不是客观宇宙，“它自成一个宇宙，一个世界，既丰富又复杂，既深邃又玄秘，既真实生动又意味无穷。”它具有规律性和非规律性，“议论《红楼梦》就是在议论社会、人生、哲学、科学、各种各样的理论、宗教，以至于就是在议论政治。”所以说研究《红楼梦》用什么方法都行，不应用人为限定的某几种固定方法去研究。因为用某几种方法研究《红楼梦》，不利于理解它、把玩它、借鉴它。必须根据《红楼梦》这门中国化的学问，全方位地、多元化地、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地去研究。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不会得到应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先生的方法论，对《红楼梦》研究的深人与开展不能不说是一个价值不小的贡献。

王蒙先生认为，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间．也是一门非常中国化的学问，不能把它限定在小说学、文艺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因为它扯出来什么就是什么。它又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故不能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来研究，也不能完全用脸证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研究中应多采用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这些方法虽不太科学，但却合乎实际，达到一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境地。王蒙先生主张研究《红楼梦》以文学的方法为主，但别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保留和拓展。因为只用文学的方法不能解决《红楼梦》中的全部问题，这是中肯之论。比如研究人物的类型，贾宝玉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从反对封建礼教方面说，他属正面人物．从追求享乐，不事经济方面论，他又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正面人物，所以他是一个矛盾人物。林黛玉与薛宝钗究竟谁好谁坏？这很难断定。站在革命党的角度应该拥黛反钗，站在执政党的角度应该择钗排黛。所以王蒙先生主张还应辅以别的方法进行研究。黛钗像太极图中的阴阳点，各体现着人性的一个方面，缺少哪一面，这个图都会失于完整，造成缺憾。文学研究方法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象征主义在研究《红楼梦》中均有运用，王蒙先生也给予了肯定。在此基础上，王蒙先生提出了对《红楼梦》进行现代主义的研究，这是一个新鲜见解。他指出，因为《红楼梦》的出现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颠覆。《红楼梦》“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报应的，是非线性关系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于是非故事性的。这些特征显示着它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明显差别。”我们细读《红楼梦》，发现确是如此，它确有反传统、辟新径的创作倾向。如果从它“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颠彼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来研究”，对当今的文学创作确实有某种意义的启示。

对《红楼梦》进行哲学研究（包括中国哲学研究和西洋哲学研究），是王蒙先生力主的新见。现在用中国哲学精神分析《红楼梦》，已有人为之，用西洋哲学评判《红楼梦》的文章还没读到。王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