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7日的深夜，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的灯光依然亮着。鲁迅伏在杉木书桌前，钢笔尖在稿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他掏出手帕捂住嘴，白棉布上立刻绽开暗红的花。许广平端着煎好的药站在书房门口，看见丈夫佝偻的背影在台灯下投出巨大的阴影，像一座正在融化的冰山。

"先生，该休息了。"她轻声说，目光扫过案头散落的稿纸，最上面那张写着《阿Q正传续篇》几个字，墨迹还未干透。鲁迅转过头，青白的脸上浮起苦笑："阿Q在叫我呢，他说自己死得冤枉。"许广平发现丈夫眼睛里闪烁着十五年前在绍兴会馆写《狂人日记》时的光，那时他刚剪掉辫子不久，用金不换毛笔在古碑拓片背面写满吃人的字句。

内山完造次日来访时，注意到鲁迅书桌左侧抽屉没关严，露出牛皮纸包裹的一叠手稿。这位日本书店老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周先生突然问我，'你说阿Q要是活在今天，会去参加救国会吗？'他说话时手指敲打着抽屉，像在给某个看不见的人打拍子。"这个细节在1981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藏品整理中得到印证，那包编号为LX-1936-47的手稿第三页边缘，确实有用指甲反复划过的痕迹。

续篇的开场充满戏剧性。未庄的坟场在民国十五年秋雨连绵的夜里发生塌方，阿Q的薄棺被冲出浅坑。当巡夜的更夫赵白眼发现时，这个本该枪决的游民正坐在自己的棺材板上拧湿褂子，嘴里嘟囔着"儿子打老子"。鲁迅在手稿旁批注："阿桂（阿Q本名）之复活，非为猎奇，实乃检验十五年之中国，可曾死去半个阿Q乎？"这个设问在现存九页残稿中反复出现三次，最后一次的墨迹力透纸背，钢笔尖划破了纸张。

阿Q进入的民国都市令鲁迅的笔触重新锋利起来。他在虹口菜市场看见穿旗袍的妇女，错认成尼姑还俗；在电车站被铁皮怪物吓得跪地求饶，却对围观者宣称是自己"喝止了洋人的妖法"；最精彩的段落发生在大光明电影院，阿Q把银幕上的卓别林当成偷他褡裢的小D，抄起甘蔗就要打，被巡捕房带走时还高喊"我祖上比查理阔多了"。这些场景的草稿边缘画满速写，有歪戴瓜皮帽的侧影，有电影放映机简图，还有反复涂改的"奴隶时代"四字。

手稿第七页出现重大转折。阿Q在巡捕房偶遇因散发传单被捕的学生，其中就有当年未庄赵太爷的孙子。这个穿中山装、戴圆框眼镜的青年已经加入某个"不能写明的组织"，在牢房里给阿Q讲解"剥削"与"革命"。鲁迅用括号特别标注："此处需查证租界监狱管理制度，勿犯《药》之误"。阿Q的反应令人啼笑皆非，他把《新青年》杂志当卷烟纸，却认真记住了"布尔乔亚"这个词，在保释出狱后逢人便说"我是柏乔亚老爷"。

病魔正在蚕食作家的时间。10月18日凌晨，鲁迅在给日本友人鹿地亘的信中提到："续写阿Q竟比预想艰难十倍，每写一字都要与十五年前的自己角力。"这句话被研究者视为理解续篇的关键——1936年的鲁迅不再满足于讽刺麻木的国民，他试图在阿Q身上实验"精神胜利法"遭遇真正革命思潮时的化学反应。残稿第八页有个被墨水淹没的段落，仅能辨认"阿Q举着火把……"几个字，下一页却突兀地转到茶馆场景，觉醒青年们讨论着绥远战事，而阿Q缩在角落数铜板，突然问："革命了，欠我的工钱能还否？"

死亡来得比结局更快。10月19日清晨，鲁迅弥留之际对许广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阿Q的辫子……"，后面的话被剧烈的喘息切断。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抽屉里那叠手稿的末页画着奇怪的图案：一个圆圈套着方框，像是铜钱又像是监狱铁窗，旁边写着"阿Q看红旗"。这个意象在1980年代引发争论，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认为这是鲁迅对阿Q式革命性的终极思考，而东京大学的丸尾常喜教授则从中读出了"国民与革命之间的厚障壁"。

未完成的续篇恰如它的主人公，永远悬在生死之间。1936年11月出版的《作家》杂志刊登了部分遗稿，编者按写道："先生之阿Q非但未死，竟在续作中走进上海弄堂、遇见左翼青年、听闻抗战呼声，此般造化，恐连先生本人亦始料未及。"历史仿佛给这个文学人物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当鲁迅想用死亡终结国民劣根性时，阿Q却在纸上复活，继续演绎着精神胜利法的新篇章。

1999年，上海图书馆在整理战时文献时发现一封未寄出的信，落款是1936年10月18日晚。病榻上的鲁迅用颤抖的字迹写道："《正传》本无续篇，然十五年过去，见阿Q们非但未少，反穿上洋装、操起新名词，故不能不再作一文，为鬼魅照镜……"信纸右下角有个油渍，可能是夜宵的芝麻酱滴落，形状恰似未庄土谷祠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