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早春，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弥漫着新文化运动的气息。22岁的沈德鸿（茅盾）正在图书馆埋头阅读《新青年》杂志上胡适的《贞操问题》，文章里那句"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是双方交互的道德"让他陷入沉思。就在此时，一封来自乌镇的家书打破了他的思绪。母亲在信中写道："德鸿吾儿，孔家小姐已过及笄之年，汝父生前订下的婚事该办了..."

这封家书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05年，9岁的沈德鸿与孔家小姐的婚事由双方父亲敲定时，谁也没想到这场包办婚姻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孔家小姐名德沚，比茅盾小两岁，当时还是个缠着小脚的闺阁少女。按照传统，这门亲事本该在茅盾成年后就完成，但历史的浪潮正在改变一切。

1916年，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时，母亲陈爱珠就曾催促他回乡完婚。当时他借口"事业未定"婉拒了。两年后，当母亲再次提起婚事时，已经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茅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白天，他在《小说月报》上编发批判封建礼教的文章；晚上，却要面对自己无法逃避的包办婚姻。

"我要见见她。"茅盾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决定。1918年夏天，他专程回到乌镇，要求与未婚妻见面。这个举动让守旧的孔家大为震惊——按照习俗，未婚夫妻在婚礼前是不能见面的。经过一番周折，在母亲陈爱珠的斡旋下，双方终于在一个亲戚家的客厅里见了面。

这次会面让茅盾既失望又触动。孔德沚是个典型的旧式闺秀，裹着小脚，识字不多，交谈时总是低着头。但细心的茅盾发现，这个姑娘眼神中闪烁着某种渴望。当茅盾试探性地问她对"放足"的看法时，孔德沚的回答出人意料："听说上海的女学生都不裹脚了...我...我也想试试。"这句话让茅盾看到了希望。

回到上海后，茅盾给母亲写了封长信，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孔德沚必须放足；第二，要学习新式文化；第三，婚事要推迟到对方具备新女性素质之后。这封信在乌镇引起轩然大波。孔家认为这是悔婚的托词，而开明的陈爱珠却看到了儿子的良苦用心。

经过半年的拉锯战，1919年初，茅盾的"婚姻改革方案"终于获得通过。在陈爱珠的安排下，15岁的孔德沚被送到嘉兴的一所新式女校就读。放足的过程痛苦不堪，但这个倔强的姑娘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与此同时，茅盾每月都会寄去《新青年》《妇女杂志》等刊物，还亲自为她挑选教科书。

1920年春节，当茅盾再次回到乌镇时，眼前的孔德沚已判若两人。她剪了齐耳短发，穿着新式学生装，不仅能流畅地阅读白话文，还能就妇女解放问题发表见解。更让茅盾惊喜的是，她主动提出想去上海继续求学。这年五月，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前夕，这对经历了"婚改"的年轻人终于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新式婚礼。婚礼上，新娘没有坐花轿，而是与新郎并肩走进了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