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是艺术表现的永恒主题。不同的人物画家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去塑造人物形象。水墨人物画作为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画种，通过独具魅力的中国笔墨，以写意精神去塑造人物形象、营造意境、追求艺术情趣。这里“写意”中的“写”，是指书写，书画家通过“书写”表达内心的情感。“写”在中国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几乎和使用筷子一样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而“写意”中的“意”，则是指“意趣、意味、意韵、意象、意境”等诸多艺术元素，它与画家个性、审美趣味和精神品格等密切相关。

水墨画的“写意精神”，在中国绘画史上以文人画家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展示得最为淋漓尽致，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大家。相比之下，人物画的式微不能不说是中国绘画发展中的一大缺憾。然而，也许正是这一缺憾，却给后来的水墨人物画家留下了发展和超越的巨大空间。1949年之后，水墨人物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这一发展过程，是复杂和曲折的：一方面，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强调艺术必须“为政冶服务”，在极左的理念指导下，当时的水墨人物画确实存在着偏离艺术规律等诸多缺憾；另一方面，由于几代人物画家的不懈努力，由于他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人物画的表现力大为提升，为水墨人物画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人物画的创作，有了极为宽松的创作环境，这当然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但是水墨人物画是否因此就一定能步上康庄大道呢？这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也充满诱惑的时代，全看画家本人看中什么、选择什么。多元的环境，需要有清醒和专业的判断，在充满物欲刺激的环境里，艺术常会受到非艺术因素的摆布，各种非艺术的诱惑很容易使画家乱了方寸、失去“定力”。为此，我主张画家要有牺牲精神，对艺术要有敬畏和虔诚之心。在目前情况下，重新认识并强调“写意”和“笔墨”对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对水墨人物画发展而言应该是十分有意义的。

文人画的“写意”理论，是在古代画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而来的。东晋顾恺之的“形神兼备”是针对人物画提出的，而之后的文人画家主张的“重神轻形”的理论，源于非绘画专业出身的文人。他们作画的主要目的是“遣兴”和“畅神”，借画画以抒写胸中的“逸气”。文人手里的那支毛笔同于画家，而书写的能力并不亚于画家，因而他们很自然地把文学延伸到绘画中来，他们选择对“形”的要求比较宽泛的山水和花鸟来抒发自己的才情与逸气，不仅能“不求形似求神似”，而且“古画画意不画形”的境界也能较好地得到体现。当然，“不求形似求神似”“古画画意不画形”只不过是古代文人墨客一种文学化的表述，所谓“不求形似”“画意不画形”等等，并非它的真意，而是对“意”和“神”的强调性的说法。否则，就经不起推敲了，试问，绘画离开了“形”，“神”和“意”如何表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皮”的“形”都不存在了，“神”和“意”还有依附的空间吗？所以，在我看来，对于文人画的这些主张，我们不能从文字上去做机械的理解，而应该从精神上去吸收它的丰富营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人画的“以画畅神达意”的理论，是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它树立了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情趣，对水墨人物画来说，则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美学评判标准。塑造鲜活生命体的人物画，“形”是依托，“神”是写形的目的。要取得“神似”，必须有“恰到好处”的“形似”。这个“形似”包括“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它们非但不能被轻视，而且应是水墨人物画家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课题。

今天人们所理解的“神似”，显然已不太同于古人理解的“神似”了，顾恺之画裴楷像，“颊上加三毛，更觉精彩殊胜”；苏轼的《传神论》称：僧唯真画曾鲁公，“于眉后加三纹，遂大似”。姑且不论脸上加“三毛”或“三纹”能否“精彩殊胜”或“遂大似”，我们也无法在古代流传下来的人物画中找到相应的验证，这或许是古代画家的标准。现代人们对人物画中“神”的追求不仅是神态、神色、神气、神采和神韵等等“神”的生动性，“神”的丰富性、趣味性、典型性、深刻性引发的意趣、意味、意韵和意境，也是评价水墨人物画水准的尺度。人物画形象塑造应适应时代的特征。同样是中国的农民，同样具有憨厚纯朴的美，北方和南方农民形象不大相同，不完全在于他们的服饰打扮，而在于那一方水土造就的那一方的“味道”。当在陕北黄土高原行走时，从那牧羊人的笑意中忽然领悟为什么那里能成为革命根据地、革命最终成功的道理。而在江南水乡倘佯时，坐在船头的农人使人感觉到丰美的庄稼、健壮的鹅鸭，乃至江南水乡的气息。南北农民在相同的纯朴之美中，各具不同的“味道”，有如陕北的“羊肉泡馍”和江南的“藏书羊肉”，同样的美味给人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要能区别其中的意味和意趣，不仅要有高难度的造型技艺，更需要画外的综合素养。这其中就包括水墨人物画家关注现实人生，热爱人生，深度磨砺和发掘人物形象的能力。画家能把这不同而又深邃的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意韵和意境表现出来，是时代要求的艺术高度。

人物形象既然是人物画的核心，塑造人物形象的笔墨就显得十分重要。笔墨对形象的塑造意义重大，它是写意精神的载体，写意精神还彰显了笔墨自身的魅力。宣纸是中国的特产，正如徐悲鸿所说，它的独特性很难“尽术尽艺”，但十分适合于写意笔墨的发挥，成为中国画不同于西画表现方式的重要环节。笔墨的干、湿、浓、淡和线条、墨韵的千变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性、流动性，虽由人作，宛若天成，这些难以言传的笔情墨趣唯中国画所特有，具有无限的表现力。但是在人物画中笔墨必须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笔墨的趣味应增强人物形象的趣味，虽然有许多古代水墨人物画的技法可供传承，但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物形象塑造的要求。笔墨当随时代，充分运用笔墨的写意精神，充分发挥毛笔、宣纸的特性，充分吸收外来的艺术成果，并融化在中华文化的精神里。动人的人物形象和精妙的笔情墨趣若能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水墨人物画一定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显其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