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开始为社会所关注，书法书家史游等第一次载入史册

“善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是从西汉开始的。这之前，大约谁也没有把文字写得好坏当回事，因而古文献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汉高祖刘邦接受陆贾的“下马治天下”的意见后，把工作中心转移到文治上，文吏大增。而选拔文吏，“善书”成为重要条件之一，有人甚至仅凭“善书”做了大官。对此，有些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于是有了上节所引贾谊的牢骚和民间的俗谣。不过，当时议论的焦点在于“善书”应否成为官吏的选拔条件乃至唯一条件，而不在于字如何写得好坏。这种社会关注，充分证明西汉人对字的美丑好坏有了较自觉的意识，有了共同的标尺。不过，分歧双方对“善书”都从社会功能方面产生了误读，一方夸大了其社会价值，另一方则认为是“壮夫不为”的“小道”。持后一种认识的包括许多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学问家；贾谊是其中之一，还有司马迁。许多医、卜贩夫、走卒、倡优都进入了司马迁的视野，在《史记》中占有了一席不朽的历史地位，唯独书法“善书”者遭到了漠视。当时朝廷设有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等官职，均要求“善书”，而司马迁身为太史令，绝不会对此没有认识。显然，“善书”在司马迁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述的事。文吏的善书，直到东汉初，都被看成是“小贱之能，非尊大之职”。(王充《论衡·量知篇》)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汉人书法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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