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书法史上有一个悲剧现象：书家享名愈盛，作品愈被珍宝，真迹则存世愈少。钟、卫、王、谢、郗、庾、崔、卢乃至江琼、江统昆仲手迹，留传至今的不是摹本就是伪作，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倒是那些残碑断刻以及久埋地下的无名氏简木残纸，砖石墓志，使我们看到了晋代书史的真实面目，也证实了古代文献所记多数并非虚妄。

两晋禁碑，后人见到的地面上的晋代碑版是极少的。西晋名碑有：泰始六年(270)的《晋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休碑》(《郛休碑》)，1939·年出土于山东掖县，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碑刻由隶转楷的代表作，时而蚕头燕尾，时而一波三折，竖画或悬针或立柱，撇撩收敛充满楷意，风格朴茂古拙。泰始八年(272)《晋任城太守羊君夫人孙氏碑》、咸宁四年(278)《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太康十年(289)《齐太公吕望表》等，均出土于中原地区，是继承汉魏余绪的隶书，但采用了卫觊“折刀头”笔法，方头方尾，体现了晋隶特征。东晋名碑“仅存两种，一为《爨宝子碑》(全称《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此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土于云南曲靖县，现存曲靖县第一中学碑亭内。楷书13行，行30字，后列职官题名13行。这是我国大西南一朵书法奇葩，书体在隶楷之间，一字之内和谐地蕴蓄着隶、楷两种型意，纯用方笔，如同刀切斧削，笔力雄健，结体方正偏长，大小不一，造型异于历代楷法，风格厚拙质朴，旷放雄重，而内藏大巧，如“国风”，如“山歌”，如野外花草自吐芳馨，不守故常，无拘无束。此碑刻于王羲之死后约30年，而与东晋华俊秀洁的主流书风完全不同，为当时碑版、墓志书风的升华，其笔法和风格在半个世纪后的《爨龙颜碑》、《中岳嵩高灵庙碑》以及“龙门造像记”中得到了新的发展。此碑出土之后200年间名震朝野，金冬心受其影响而创造了“漆书”。此碑拓本不下百数十种，以近人李济深所得拓本最为完美，现藏其侄李然处，1984年第4期《岭南书艺》曾影印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