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
一、唐代孙过庭撰并书。帖为草书，纸本墨迹。款署垂拱三年(687)写记。《石渠宝笈》载：卷高八寸分横二丈八尺七分，凡三百七十行(中已残佚十五行)。书法二王，笔势坚劲，后半卷愈益恣肆，唐代窦息虽有“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之评，而明代王世贞称：“美璧微瑕，故不能掩也。”历代习草者，多取为范本。此帖又是著名的书法论文，《书断》、《宣和书谱》等称之为“运笔论”。而手迹卷首题“书谱卷上”，篇末记“撰为六篇，分成二卷。”宋代以后所传，仅见三千七百余言，学者多疑有脱佚，近人朱建新考北宋以前论书者所称引，无一语出于今传本之外，而论文亦首尾完具，无以复加，故推证应为原文全篇。唯装裱今多次，中间已有断失，“卷下”等字失去，故生杂议。两汉以来论书之作甚夥，而此古篇言简意赅，不蹈空疏，委曲切实，于“执、使、转、用”之际，阐述颇多精义，为代论书名作。
二、唐代徐浩所撰书法论著。《新唐书》、《宋史》称唐代徐浩有《书谱》一卷。已伏。
三、清代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所撰论著。共二十四卷，见杨宾《大瓢偶笔》。
四、清代姜宸英书法论著。程瑶田《书势·五事》中曾提及之。
孙过庭《书谱》所论述的内容甚广，诸如书法品评、技法、学习方法、创作等。在辨析古人书法时，道出了他崇尚王羲之书法的审美倾向。他认为：“元常专工于隶书，百（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攻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始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不及逸少，无或疑焉。”对大王的书法成就，他尊崇备至，云：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分规自远。“而对小王及以下地书法发展，则表示深深地忧虑：“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志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于学书方法上，他明确指出了学书三个阶段地关键所在：“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在书体上着重叙述了真、草两体之间地相互关系：“草不兼真，怠于专谨；真不通草，殊于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无点画，不扬魁岸；真无使转，都乏神明。真势促而易从，草体赊而难就。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而于创作上尤讲“五合”、“五乖”地力弊。所谓“五合”，即“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他认为在创作时，必须”五合交臻”，才能“神融笔畅”，只有“畅无不适”，才能创作出佳作。所谓“五乖”，则时“心遽体留、意为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在他眼里，若“五乖同萃”，若“蒙无所从”，则无法创作出宜人地作品。《书谱》实可谓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地精粹，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