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的阁楼上，许广平正默默清理先生的遗物。抽屉拉开，各种印章散乱地躺着，大小不一，材质各异（青田石居多），像沉默的士兵，仿佛刚被主人匆匆搁置不久。

鲁迅先生一生与印章结缘不浅。他写字著文，刻印亦为一种心迹流露。他收藏古玺印，也亲自动刀刻石，留下的印章，自有一股独特的气息。

先生自刻的印，刀痕里都带着他本人的棱角。他刻过一方“只有梅花是知己”，这印文本身就有种孤高清冷的倔强。细看印面，线条朴拙，甚至有些粗粝，布局不求工稳对称，反而透着一种“宁拙勿巧”的执拗。这与他精熟的金石学修养有关——他深知古印之美，正在于那股未经雕琢的天然力道。他刻的“戎马书生”，线条更显方折峻峭，转折处如刀劈斧凿，毫无圆润修饰，透着一种不妥协的硬气。这与他笔下文字的锋芒，骨子里是一脉相承的。他的篆法，不追求时人推崇的工整秀雅，反而汲取了汉印的厚重朴茂，甚至带点秦诏版的率意，字的结构常常不拘成法，大胆错落，透出一种“我手刻我心”的率真。

当然，并非所有印章都出自他手。身陷通缉令的阴影下，风声鹤唳，许多事不得亲为。于是托好友郑振铎，辗转寻觅印工。先生对印章的讲究，令人叹服。他给郑振铎写信，信中道：“印须用阴文，篆字须排得稍匀，笔画亦须疏朗些。”——这寥寥数语，精准点出了他心目中好印的标准。他偏好阴文（白文），认为其庄重内敛；强调“匀”与“疏朗”，是追求印面空间的通透与呼吸感，避免壅塞，这正是高明的章法意识。他曾在《〈蜕龛印存〉序》中言：“印之始，信也”，印章的本源，在于一种凭信。他深谙此理，方寸之地，承载的分量远不止是一个名字符号。托人所制的印章，如那方常用的“鲁迅”印，线条相对他自刻的更为圆融流畅，布局也更显均衡周正，少了些粗粝，多了份文人的清雅，但骨子里的挺拔与力量感仍在，绝无匠气的甜俗。

先生日常用印也自有一番讲究。许广平记得，他每每给朋友题字赠书，要盖印时，必先取一小块废纸，认认真真试盖一次。凝神细看印迹是否清晰、位置是否妥帖。待到真正落纸，才郑重按下，那“咔嗒”一声轻响，仿佛完成了一种庄重的契约。他抽屉里这些印章，常常混杂在零散的图钉、回形针之间，刻刀也随意放在旁边，如同寻常家什。日常的烟火气，恰恰包裹着先生对艺术那点无声的郑重。他用的印泥，颜色是沉着的朱砂红，不艳不燥，钤在纸上，稳稳当当，如同他文章的分量。

先生印章中，有一方“周树”印，“树”字刻得简省，少了“樹”字右边下半部分的“寸”。有人疑为“周樹”之省，亦有人猜测是先生故意为之。先生向来在名字上不拘小节，刻印时少刻一笔，未必不是他性情中的一点随性之趣。这方印刻得也颇有意思，线条古拙，布局疏阔，有汉印遗风。他亦曾为三弟周建人刻过一方小印，文曰“吃草挤奶”，带着鲁迅式的幽默与自嘲，又饱含对兄弟的勉励和期许。这方印刻得轻松活泼，线条也随意得多，透着兄弟间的亲昵。

待到先生身后，这些静卧抽屉的印章，终于承担了最沉重的一次凭信之用。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上，赫然钤着“鲁迅”那枚朱红的印记。那方印，此时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证明。它蘸着殷红的印泥，重重落在纸上，更像一个时代在告别一位不愿离去的战士时，最后刻下的悲恸符号。那红印在纸上是如此鲜明，仿佛先生那双洞察世事的眼睛，仍在深深凝视着这喧嚣而沉重的人间。印面那清晰、匀整而有力的线条，在那一刻，凝固成了历史的戳记。

印章本是沉默之物。但鲁迅抽屉里这些散落的石头（印章），却分明留有他手指的温度，深藏着他性格的棱角与精神的刻痕。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主人日常的谨慎、艺术的执着，还有那挥之不去的风骨。无论是他自刻的朴拙方刚，还是托制印工的清雅挺拔，每一方都像是一句无声的誓言，在时光的磨砺下愈发清晰、坚硬。

先生虽逝，但他刻在石头上的字迹，印在纸上的朱痕，早已超越方寸，化为一种精神的信物。它们不只是抽屉里的石头，更是先生生命留下的无法磨灭的印记——提醒我们，有些风骨，值得被印在时间的深处，如金石般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