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简中，真正正面论述礼乐的文献并不多，但是，笔者以为，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却无不与礼乐有深刻的联系，或者说，无不以礼乐为行文达意的背景。礼乐的精神在郭店儒简中，主要表现在性情修养的层面和宗教超越的层面，隐微而深奥，“极乎天而蟠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涉及到了先秦儒家哲学中最为玄妙的东西，是值得我们深究的。

一

王国维先生说，古代的“礼”字像“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观堂集林·卷一·释礼》）《说文解字·示部》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因此，“礼”的理解首先应该从宗教的层面来进行挖掘，因为“礼”直接来源于宗教，植根于宗教。对此，荀子说得十分透彻：“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荀子的论述，解析起来，可以划分为宗教的形而上的层面，和政治伦理的形而下的层面。宗教化，使礼崇高起来，庄重起来，严肃起来；政治伦理化，则是礼繁密起来，现实起来，实用起来。

在先秦儒家的文献中，最普遍的观点是，礼，产生于男女之别，肇始于婚礼之中。《礼记·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造端于夫妇的论述似乎与礼的宗教起源有相左之处，但是，先秦儒家还以为，夫妇是天尊地卑、阴阳大化的表征，而且婚礼直接上承于天地神明的交合，“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由此看来，礼造端于夫妇与礼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实际上具有一致性。

《尚书·尧典》载，伯夷典三礼；《礼记·礼运》又说，礼义以为纪。可见，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从来都没有忽视过礼的重要性，从来都是把礼视为家国天下生死存亡的大纲：“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这主要是因为“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监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礼之所以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原因。
但是，礼的宗教性在先秦儒家思想的体系中，并不根本性地取决于它的起源，而是取决于它的思想本质和哲学形态。儒家哲学的本质，或者说，它的哲学形态是以一种天人冥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从灵魂的深处规定了礼的本质和样态：“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上以顺天地鬼神，下以合人情人心。因此，礼的神韵在“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礼器》）《论语·学而》也说得很清楚：“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一个“和”字，把礼的内涵点描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了。

先秦儒家哲学概括性地讲，可以称之为人学。先秦人学的基本形式就是孔子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郭店儒简中，这种学问体现在《五行》、《穷达以时》、《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中。为己之学的关键，在于现实的道德践履，必须“忠”而且“会”（《语丛·三》第63简），由“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论语·里仁》），由繁而“独”，由多而“一”，由偏而“集大成”，最后“舍体”超升，上达于神明，与天道冥合。这种由现实的践履上达神明的中介，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讲，就是通过“礼”的“祭”来实现的：“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之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只是，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次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礼记·礼运》）这样一来，“祭”就成了“为己之学”的修炼过程中的一种上达于天的主体心态：“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礼记·祭义》）怀着凄怆之心、怵惕之心，合诸天道，“乐以迎来，哀以送往”，实际上就是对“我”的主体性的宗教性超越。

浏览先秦儒家经典，我们初步的印象是，字里行间充满了仁、义、礼、智、信、圣的道德规约，君臣、父子、夫妇，六位、六职、六德的清规戒律，似乎有一种伦理的厚重感。但是，如果我们潜心研究，探幽表微地深入挖掘，就会明确地发现，先秦原始儒家的“礼”，完全是为了提升人的境界的学问，是人通向天道的必由之路。在郭店楚简《五行》中的礼，就是“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保障；《忠信之道》中的礼，是“至忠如土”、“至信如时”的预设；《成之闻之》中的礼，是“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的前提；在《性自命出》中，礼更是与乐交相作用，融化于人的身心，消解于人的灵魂的一种精神力量：“有其为人之节节如也，不有夫简简之心则采。有其为人之简简如也，不有夫恒怡之志则慢。人之巧言利词者，不有夫拙拙之心则流。人之悦然可与和安者，不有夫奋作之情则侮。有其为人之快如也，弗牧不可。有其为人之愿如也，弗辅不足。”（第42--48简）“身欲静而毋憾，虑欲渊而毋伪，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庄而毋拔，欲务齐而泊，喜欲智而无末，乐欲释而有持，忧欲敛而毋闷，怒欲盈而毋盖，进欲逊而毋巧，退欲慎而毋轻。欲皆文而毋伪。”（第62--65简）(此两段据廖名春先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校释》有所变动)从礼的角度上来讲，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身心修炼的过程中，礼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

二

然而，“礼乐，共也。”（郭店儒简《六德》第26简）礼与乐是儒家性情论、心性论的一体而两面，礼是离不开乐的。乐，在先秦时期同样具有深厚、高远的宗教性。《礼记·郊特牲》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可见三代以降，“乐”一直都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达于天地神明的重要途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大纪也。”（《荀子·乐论》）“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因此，“乐著大始”（《礼记·乐记》），展现了天地宇宙、宗教神明、心志性情中最为隐微、高深的东西。“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礼记·乐记》）这种惊天动地，上天入地的艺术效果为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超越创造了良好的途径：“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莫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礼记·乐记》）这里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天地玄黄、阴阳大化、生生不息、万象更新，礼乐官乎天地、性情与天道冥合的神灵境界。在这种神灵的境界中，乐，虽然与礼互为表里，但是，在本质上比礼更为深远，更为高妙，在参透阴阳玄奥、天道性情的隐微之机的时候，乐更加显得高深莫测。因此，郭店简《尊德义》说：“有知己而不知命者，无知命而不知己者。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第10、11简）礼是乐的前哨，乐是礼的归宿；礼是乐的基础，乐是礼的超越；礼只有在乐的涵盖之下才能展现出“和”的精神，乐也只有在礼的保障之下才能真正进入“思无邪”的领域。因此，《尊德义》的论述是典型的“大人之学”。我们在这的理解应该是，不知性命之学，就不可能知道礼乐；不知道礼乐就不可能上达神明，体认天道、回归天道。

先秦儒家的性情论是礼乐的基础。对此，《礼记·乐记》的表述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瞧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音乐完全是人的血气心知、喜怒哀乐在外物的诱发之下自然迸发，由中而出的性情之声，由于它与天地同和、同节，“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因而成为个体身心修养中心灵感应中最重要的天地。它的外发是与“心知”相感通的，因此它是主体性的凸显；它的外发是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因此，它又是与宇宙阴阳相互激荡的，是儒家人学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绝妙之境。

《性自命出》的作者看到了乐与人的这种特殊关系，因此准确地指出：“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第36简）养性命之正的手段在于“生德于中”（第18简）而生德于中的捷径就是“乐教”：“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咏思而动心，如也，其居次也旧（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始）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凡古乐龙（动）心，益（淫）乐龙（动）指（嗜），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情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浸杀，其央恋恋如也，戚然以终。乐之动心也，濬深鬰陶，其央则流如也悲，悠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凡思之用，心为甚。叹，思之方也，其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吟游哀也，游乐也，啾游声[也]，呕游心也。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作。作，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通。通，愠之终也。”（第22-35简）这里不仅把乐视为现实的修身手段，而且把它视为内心超越，以达到本始之我的途径（“反善复始”）。这就不仅仅是内与外、主体与客体、心与身的统一，而且形而上与形而下、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说到底就是乐与礼的统一。郭代儒简《语丛·一》“礼齐乐灵则戚。礼繁乐灵则戚，乐繁礼灵则谩。”（第34、35简）说的就是这种高度的和谐，身与心的统一。

总之，在郭店儒简中，礼乐思想是作为一种背景的渗透融入文献之中的。虽然郭店儒简中最为突出的是思孟学派的主体性学说，但是，礼乐思想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和终极的性命回归的必由之路。因此，对这一领域进行必要的思考和挖掘，就不是没有启发意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