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五

○兵制

神宗即位之初，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帝患兵冗不继，始议销并，乃亲制选练之法，靡不周悉。其立军之制，非新经科简，即团并有馀，或特创名，或因旧额增损，指挥之数无常焉。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

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衣粮，徙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司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别无罪负，削廪远徙，是横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既承平，纪纲素张，此属恟恟，亦无能为患。然诏书一下，万一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後不复可号令骄兵。若遂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之可鉴者也。且国家竭天下之财，养长征兵士，本欲备御边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军，坐费衣食，是养无用之兵，寘诸无用之也。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异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争求益兵。京师之兵既少，必须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广为拣选，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旧兵尚请衣粮，而新兵更添衣粮。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而收市井甽亩之人，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费而大费更广，窃恐非计之得也。臣愚伏愿朝廷且依旧法，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小分复不任执役者，放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虚费衣粮。人情既安於所习，皆无怨嗟；国家又得其力用，不为虚设。冗兵既去，大费自省。兹事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从之。

七月，手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诏并废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後，总兵之拨并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定以常额。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溢员者，以补他军之阙，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依职高下同领。

先时，军营皆有额。皇祐格：马军满四百、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日久，兵制浸弛，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既不成部分，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敢少损。帝患之，乃诏并废诸营，尝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稍加意，则所省不可胜计。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馀人，除二节赐予及傔从廪给外，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紬绢二十万疋，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庶事若此，邦财可胜用哉！"初，帝议并营，大臣皆以为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不听，独王安石赞帝力行之。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

三年，枢密院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帝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司："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府界定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千二百人，川陕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馀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後命。"是月，诏河北禁军，以七万为额。初，河北兵籍，比诸路为多。其沿边者，悉仰给三司，言事者屡请损其数，因拨并畸零，立额为七万。以京东土地饶沃，租赋有馀，於是增置武卫军，严其训练之法，不数年皆为精兵。至是分隶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扬、杭州、江军府，以议言东南兵募寡，而盗贼多故也。其後又团结诸军，置将分领，谓之将云。八月，帝手诏："仓吏给军粮，例有亏减，出军之家，侵牟益甚，岂朕所以爱养兵卒之意？自今给粮，毋损其数。三司具为令。"於是严河仓乞取减刻罪赏，而兵粮每石及十斗，士卒欢呼。　十二月，诏行保甲法。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幹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馀力，丁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力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弊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馀事千已，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勿坐。若於法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遣官先行畿甸，既就绪，遂推之五路，以遍於天下。

王安石欲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帝尝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时，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又训练不精。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苦不足，以当一面之夷狄，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此无他，惟能专用其民故也。臣以为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断乎？"安石曰："是也。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等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者，皆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仇雠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贷者。臣以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辈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於前，必事功於後，岂以为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诚有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禄为劝利，而乃更忧其为变，岂笃论哉？大抵世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之法不变，乃实可忧也。"彦博等又以为士兵难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帝曰："募兵专於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其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尔。"

一日，帝批："陈留县见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又每保令置鼓，人置一鼓，费钱不少。至有质衣而买弓箭者，可见贫乏艰於出备，可速指挥禁戢。"安石曰："民贫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则法所弗许也。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质衣也。然自生民以来，兵农为一，男子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盖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然则，虽使百姓置弓矢未为过。第陛下忧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且府界素多群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夥，逐夥皆有赏钱，备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备赏之时，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於百姓。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於今日，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帝曰："赏钱，人所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河决坏民产，民不怨；决河以坏民产，则怨矣。"

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岁农隙，所隶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骑射校其用马，有馀艺而愿试者，听之。第一等保明以闻，引见於庭，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马藁四十、役钱二千。本户无可免，或所免不及，听移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等、四等，视此有差。即艺未精愿来阅试者，听。

五年，知制诰、判司农寺曾布言："近日保户数以状诣县，愿分番隶巡检司习武伎，提点司以闻朝廷及司农寺，而未敢辄议。"於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於巡检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至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定其赏罚，然犹番上也。至五年因曾布之说，始令分番隶巡检司、尉司云。

枢密院言："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拣得足，即不须外路勾抽，以免不习水土、冻馁道涂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东、西、河北招少壮兵，止供在京工役，不许臣僚差占，不过期年，可使充足。却对减在外招募之数，桩管所减粮赐上京，应省司之用。"从之。

诏："禁军俸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满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诏开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凡追胥、阅试、肄习则出契。是月，又诏行於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每上番。馀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内荆湖、川、广沿边者，可肄武事，令监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肄焉。十二月，乃罢河北西路强壮、沿边弓箭社常系籍番上巡守者。初，开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万人，二年一解发，诣京师阅试命官，开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诏开封府畿及一万人，五路有一万，五千人，各许解发一人。

初，保甲隶司农，八年，改隶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幹当公事十，分按诸州，其政令则听於枢密院。

七年，始诏总开封府畿、京东西、河北路兵分置将、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在河北四路；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在京东；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在京西。合为三十七。而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自列将。其在鄜延者九，在泾原者十一，在环庆者八，在秦凤者五，在熙河者九。合为四十二。

八年，又诏增置马军十三指挥，分京东、西两路。又募教阅忠果十指挥，在京西，额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邓，其四在蔡、汝。

元丰二年，又增置士兵勇捷两指挥於京西，额各四百人，唐州方城为右第十一，汝州襄城为左第十二。凡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及土军共十二指挥。

四年，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将。自淮南始，东路为第一，西路为第二，两浙西路为第三，东路为第四，江南东路为第五，西路为第六，荆湖北路为第七、南路潭州为第八，全、邵、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福建路为第十，广南东路为第十一，西路桂州为第十二，邕州为第十三。总天下为九十二将，而鄜延五路又有汉蕃弓箭手，亦各附诸将而统隶焉。凡诸路将各置副一人，东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单将；凡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尝历战阵、亲民者充之，亦诏监司奏举；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春秋都试，择武力士，凡千人选十人，皆以名闻，而待旨解发，其愿留乡里者勿强遣，此将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猾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国，合为一家，无复如曩时之难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旧，新故相仍，交错旁午，相属於道。议者以为更番迭戍，无益於事，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卒，平居训厉蒐择，无复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谓之将兵。

元丰二年，以兖、郓、齐、济、滨、棣、德、博民饥，募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之阙。又诏："在京俸钱七百以下，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四万人；如泾原五千人不足，於秦凤路选募。"

四年，诏：五路义勇，悉改为保甲。

上曰："河东修义勇强壮法。又令团集保甲，如何？"安石对曰："义勇须隐括丁数。若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遣官隐括义勇，又别遣官团结保甲，即一事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上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不？"安石曰："俟其习熟，然後上番。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於义勇、保甲，臣观广勇、虎翼兵固然。今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以此校之，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必用农兵？"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百姓困极，公侯多自军中起，故豪杰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如乡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强梁之人，此其所以强也。"帝卒从安石议。帝曰："保甲、义勇有刍粮之费，当预为之计。"安石曰："当减募兵，取其费供之。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数已减於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数千，但勿招填，即为可减。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缗有奇不与焉。凡集教、团教成，岁遣则谓之提举按阅，率以近臣挟内侍往赏钱，给按格令从事。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先按阅，率五六岁一遍。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以赏，乃至十一岁。上。诏晋人勇悍，俗尚武事，又介居二虏之间，讲劝宜不可後，其加赐缗钱十五万焉。其系籍义勇、保甲及民兵（熙宁九年之数），合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临朝，知陈州司马光上疏，乞罢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间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百两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侵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人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陈，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河北、河东、陕西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干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日聚教场，得赂则纵，不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功，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夫兵？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承平百有馀年，四夷顺服，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忽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骚然，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无以供亿，愁苦困弊，靡所投诉，流移四方，襁负盈路。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劳苦役，不感恩泽。於农民之劳既如彼，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边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生长太平，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是犹驱群羊而战豺狼也。当是时，岂不误国事乎？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县尉，但主城市以里；其乡村盗贼，悉委巡检，兼掌巡按保甲教阅，朝夕奔走，犹恐不办，何暇逐捕盗贼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然则设保甲、保马本欲除盗，又更资盗也。自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盗贼已多，至敢白昼公行，入县镇，杀官吏。官军追讨，经历岁月，终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饥，而盗贼已昌炽如此，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而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害乎？且乡者干进之士，说先帝以征伐四夷、开边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者登极赦书节文云："应沿边州军，仰逐处长吏并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务要静守疆场，勿令骚扰。"此盖圣意欲惠绥殊方，休息中国。华夷之人，孰不归戴，然则保甲、户马复何所用哉？今虽罢户马，宽保马，而保甲犹存者，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详奏闻者也。臣愚以为宜悉罢保甲使归农，召提举官还朝，量逐县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沿边弓箭手法，许荫本户田二顷，悉免其税役。除出贼地分严加科罚，及令出赏钱外，共贼发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贼给赏。若获贼数多及能获强恶贼人者，各随功大小迁补职级，或补班行，务在优假弓手，使人劝募。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计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者一人阙额，有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尉选武艺高强者充。武艺衰退者，许他人指名与之比较，若武艺胜於旧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荫田。如此，则不必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壮勇者既为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为盗，亦不能为患。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严行典宪。若召募不足，即且於乡村户上依旧条权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馀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长壮丁逐捕盗贼，并乞依祖宗旧法。

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欲申前说，枢密院先进呈，乞罢团教。光再奏，寻蔡确执不行。监察御史，王岩叟等极言之。十月，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诏逐县监教官并罢，委令佐监教。

岩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诏蠲疾病，汰小弱，释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省一月之六教而为三日之并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终在。朝廷知教民以为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刖为一司以总之，而不知扰之太烦而民以生怨。教之以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则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难不足以为苦也，而羁縻之虐有甚焉；羁縻不足以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为苦也，而诛求之无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罢，方幹而去，此羁縻之所以为苦也。其教也，保长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检之指使与巡检者又交挞之，提举司之指挥与提司之幹当公事者又互鞭之，提举之官长又鞭之，一有逃避，县令又鞭之。人无聊生，每相与言曰，恨不死尔，此鞭笞之所以为甚苦也。创袍、市巾、买弓、修箭、添弦、换包指、治鞍辔、盖凉棚、画象法、造队牌、缉架、僦倚卓、团典纸墨、看听人雇直、均菜缗、纳楷粒之类，其名百出，不可胜数。故其父老之谚曰："儿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场"，非虚语也。都副两保正、大小两保长，平居於家，婚姻丧葬之问遗，秋成夏熟，丝麻榖麦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饮一食之责望，此迫於势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则以艺不应法为名，而捶辱之无所不至。又所谓巡检者、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贪而冒法，不顾後祸，有逾於保正、保长者，此诛求之所以为甚苦也。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灸烙其肌肤以自致於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则法当督其家出赏钱十千以募之。使其有所出，当未至於逃；至於逃，则困穷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县县常有数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诉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圣知之，当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户之家，凡有一马，皆令借供。逐场教骑，终日驰骤，往往至於肌羸残坏而就毙，谁复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处，一误借供，遂有追呼笞责之苦。又或其家官捕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则有抑令还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马为祸。此皆提举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为百姓之扰也。臣窃惟古者未尝不教民以战也，而不闻其有此。何则？因人之情而为之法耳。夫缘情以推法，则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则愈严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兽穷则搏，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臣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髪爱百姓之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幹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於此极尔。臣以为激而益深，安知其发有不甚於此者？情状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虑，以保大体为安静计。夫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为一月之间并教三日，不若一岁之终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他用心，人自安於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则安抚司旋择教官，分诣诸邑，与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与正长不相谁何。而百姓获优游以治生，无终年遁逃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争陵犯上之恶矣。且武事不废，威声亦全，岂不易而有功哉？"又乞罢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又乞罢提举教阅司。又乞罢每岁分保甲为两番，於十一、十二两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师遣官视教，只乞令安抚司差那使臣为便。并从之。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保甲之法，虽已改更，犹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教指挥，却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缘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则有幸与不幸。今田有百亩，家有二丁，则免教是谓之幸。田有十亩，家有三丁，则赴教是谓之不幸，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於是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

按籍民为兵，古法也，虽唐府兵犹然。今熙宁之保甲，则无益而有害。言其无益者，则曰田亩之民，不习战斗，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则曰贪污之吏，并缘渔猎，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谙者，可以教练而能，而吏之为奸者，则虽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祐诸贤，议更化理而首欲罢此者，以其厉民也。今观吕陶之言，以为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有幸与不幸，遂令人户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然则岂贫者不堪为兵，独富者堪为兵乎？盖所取必五等以上，与田及二十亩者，非取其堪为兵也，特以其稍有资力，堪充污吏之诛求耳。盖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惨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虽良法，保甲虽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尽去，知保甲之当罢，而第释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是犹紾兄臂而谕以徐，日攘鸡而易以月。法既不能尽革，而又不能摈弃斥绝，其奉法之人，则姑少加末减，裁量以杀其毒，以纾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为经武强兵之图不，亦悖乎！

尚书右仆射司马光乞罢诸路将官，乃诏陕西、河东、广南将兵不出戍他路，其馀河北差近里一将更赴河东，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之兵，并更互出戍，稍省诸路钤辖及都监员，仍以将官兼都监职事，卒不能尽罢将副。

光疏曰："窃见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官，凡州县有兵马者，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诸州兵官不精勤训练，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议者，请分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诸军若千人为一将，别置将官，使之专功训练。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及其有差使，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诸般差使。其馀禁军，皆制在将官，专事教阅。臣愚以为职事修举，在於择人，不在设官。苟得其人，虽总管等皆能训练士卒；不得其人，虽将官亦何所为。况今之将官，即向之为总管者也。岂为总管等则不能举职，为将官乃能举职乎？此徒变易其名，无益事实；非惟无益，兼复有害。凡设官分职，当上下相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纪纲乃立。今为州县长吏及总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统摄、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亦俱乏人。虽於条许差将下兵士，而州县不能直差，须牒将官，将官往往占护不肯差拨，万一有非常之变，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制御奸宄哉？

又言："窃见近年灾伤，盗贼颇多，州郡全无武备，长吏侍卫军单寡，禁旅尽属将官，多与州郡争衡，长吏势力远出其下，万一如李顺、王伦、王均、则之寇，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又：祖宗以来，诸军少曾在营，常分番出戍，盖欲使之劳筋骨、知艰难、轻去其家，且习山川险阻也。自置将以来，苟非全将起发，然後与将官偕行，其馀常在本营，饮食游嬉，养成骄惰，岁月滋久，不可复用。又：每将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複，虚费禄廪，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尽罢诸路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等，如未置将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备有馀，然後缓急可责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苏轼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条约。不报。

轼疏言："臣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今者河朔沿边诸军，未尝出征，终年坐食，理合富强。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孙敏行亲入诸营，按视曲折，审知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体问其故，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将校既先违法不公，则军政无缘修举，所以军人例皆饮博逾滥。三事不止，虽是禁军，不免寒饿，既轻犯法，动辄逃亡，此岂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渐次申严军法，逃军盗贼，已觉衰少，年岁之间，庶革此风。然臣窃谓沿边禁军缓急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加严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臣观祖宗以来，沿边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盖所谓先声後实，形格势禁之道耳。若进取深入，交锋两阵，犹当杂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备御小寇，即须专用极边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论也。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馀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赀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於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其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奏得仁宗皇帝圣旨，见今具存。昨於熙宁六年行保甲法，准当年十二月四日圣旨，强壮、弓箭社并行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