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和我提起阳城这位谏议大夫，说：“他应该算是个守道之人吧？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却并不追求出名立名。他坚守古代的道德准则，在晋地的边远之地生活。阳城的德行影响了晋地边境近千人，让他们变得向善。这件事被大臣们知道后，他们推荐了阳城，天子于是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所有人都认为这对他是一种荣耀，但他本人却并不以为然。他已经作为谏议大夫五年了，行为和隐居时没有两样。他是那种不会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追求的人！”

我回答说：“这不正是《周易》里所警告的吗，长期坚持固执己见，不懂得变通，对于男子汉来说是有危险的，怎么能说是守道之人呢？《周易》蛊卦上九爻说：‘不侍奉君王，自负其节操。’但蹇卦六二爻又说：‘当国家有难时，应该不顾一切去救援。’这两种观点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和时代，因此行动准则也不尽相同。如果你在没有被任用的时候，却表现得像蹇卦六二爻那样不惜一切；或者当你是臣子的时候，却像蛊卦上九那样不侍奉君王。那么，前者就可能被人利用，有害无益；后者则会被指责为玩忽职守；这两种做法都不值得效仿，而且这样做也难免会有罪责。如今阳城已经做了官不短的时间了，对朝政的得与失也应该很清楚，天子对他也不薄待。但他从未发表过任何关于国政的看法。他对待国家大事的态度，就像越国的人不关心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漠不关心。你问他的职位，他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官俸；问他朝政，他就说不知道。守道之人真是这样的吗？我还听说过，‘如果一个人担任了官职，不能忠于职守就应该辞职；如果一个人有责任进谏，却不进谏，也应该辞职。’阳城尽到了进谏的责任了吗？他如果有值得进谏的话不说出来，那和不能尽到进谏的职责有什么区别？难道他只是为了俸禄而做官吗？古人说，做官不是为了穷，但也有因穷而做官的。这就是说那些为了俸禄而做官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辞去高官，甘于卑微，辞掉富贵，守着贫穷，去做守门夜巡之类的工作。孔子曾经做过小小的仓库管理员，也管理过畜牧场，但他依然不敢怠慢职守，他会说：‘账目处理得清清楚楚。’会说：‘一定要让牛羊长得肥壮。’阳城的职位和俸禄，既不低微也不贫穷，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却这样行事，真的可以吗？”

又有人说：“不，不是这样。阳城不愿意以讥讽君王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名声，不喜欢揭露君王的过失来获得荣誉。所以，他即便进言和议论朝政的得失，也只是不愿意让人知道而已。《尚书》说，‘如果你有好的建议，就私下告诉君王，然后出来就赞同君王的决定。’阳城的用心也是这样的。”

我回答说：“如果阳城的用心真的如此，那就更令人困惑了。私下里给君王进言，出来后却不让人知道，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城这样的人应该做的。阳城本是平民，隐居田野之中，由于君王赏识他的品行，才提拔他到这个职位。他的职责是谏议，那就应该有相应的行动，让天下人和后代知道朝廷有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天子有接受忠言的美名。让那些隐居的人听到后，也愿意整理衣冠，前往朝廷，表达自己的观点，使我们的君主能够像尧、舜那样明智，美名流传后世。至于《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适合阳城。况且，阳城那样的行为，只会使君主不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导致君主开始掩饰错误！”

还有人说：“阳城虽然不追求名声，但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声；不追求被君王任用，却被君王任用了。他出来做官是迫不得已，但仍能坚守自己的操守不变，你为什么这么严厉地批评他呢？”

我说：“自古以来，圣人贤者并不是追求名声和为君王所用。他们是因为世道不平，民生未得善治，自己有道德和学问，不愿意独善其身，而是希望天下人也能得到好处。他们不辞劳苦，直至生命终结。大禹治水，经过家门都不进，孔子回到家里，席子还没坐热就离开了，墨子回家吃饭，还没吃就又出发了。这些圣贤，难道不知道安逸是快乐的吗？他们之所以这么辛苦，是因为敬畏天命，同情百姓的贫苦。天赋人以德才，不是让他个人享受舒适，而是希望他能以此帮助别人。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听到是非，看到安危，身体才能安全。圣贤是人们的耳目，人民是圣贤的身体。如果阳城不是贤者，就应该被贤者所用，侍奉君王；如果他是贤者，就应该敬畏天命，同情百姓的贫苦，怎么能只求个人安逸呢？”

还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会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心态，也不会以揭露别人的过错来显示自己的正直。你这样直言不讳的评论，虽然直率，但可能有损于道德，而且是徒劳无益的。你可能也听说过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事吧？”

我回答说：“君子在官位上，应该准备随时以身殉职；如果没有官位，就应该通过写书立言来阐明自己的见解。我所做的就是阐明圣贤之道，并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且国武子之所以遭遇不幸，是因为他没有遇到贤明的领导，又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才导致了悲剧。《国语》说，只有贤明之君才能接受坦白的进言。这说明贤明之人听了忠言就会改正错误。你说阳城可以算作守道之人，我看他虽然还不算，但难道阳城不能成为一个贤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