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煦煦:温暖和悦的状态。

(2)孑孑(jié):行事小心谨慎,畏首畏尾之态。

(3)黄老:早期道教的一个分支,以黄帝和老子为传统代表,流行于汉代初年。

(4)杨:指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杨朱,主张利己主义。

(5)墨子:指墨翟,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墨家学派的创立人。

(6)资:依靠或依赖。

(7)颠:跌倒或摔落。

(8)赡:供养或支持。

(9)湮郁(yān yù):形容心里压抑、烦闷。

(10)率:用作“律”字通用,指法度、规章。

(11)葛:由葛麻植物纤维制成的衣物。

(12)天常:即天伦之常,指自然界的亲属关系,如父子、兄弟。

(13)膺:承受攻击或打击。

(14)荆舒:中国古代东南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

(15)胥:泛指一切,所有。

(16)假:此处作“格”使用,意为到达或接近。

(17)飨(xiǎng):作“享”讲,指享用、款待。

(18)鳏(guān):丧失配偶的老年人。

译文

广泛关爱他人被称为仁,行为恰当合理被称为义。从仁和义的角度出发去生活和工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之路。而有些品质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不需要后天学习,这些就是我们的德。仁和义有着明确和实在的含义,但道德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涵盖了不同的内容和标准。因此,道德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也可以分为好德和坏德。
老子并不真的鄙视仁义,他只是看到了仁义表面的部分。这就像那些只看到井口那么大的天的人一样,不是天真的只有那么大,而是他们的视野有限。老子把表面上的和谐快乐看作是仁,把过于小心看作是义,所以他轻视仁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所说的道德,只是他对道德的个人理解,并不是大家普遍认同的道德。我所说的道德,是结合仁和义的实际含义来讲的,是大家都认同的;而老子所说的道德,是脱离了仁和义的实际内容,只是他个人的看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朝的道德观念逐渐衰弱,孔子也离世了,秦朝甚至发生了焚书事件。汉朝时,黄老的学说开始流行,而在晋、魏、梁、隋等朝代,佛教变得非常盛行。那时,人们讨论道德仁义时,要么支持杨朱的学说,要么支持墨翟的观点;要么信奉道教,要么皈依佛教。选择了一个学派,就往往会排斥其他学派。加入某个学派就会极力推崇它的学说,如果退出就会贬低和排斥它;加入时会附和它的观点,退出时就会诋毁和攻击它。唉,后代的人想要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到底应该听谁的呢?
信奉老子学说的人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弟子。”信奉佛教的人也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弟子。”而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多了这样的话,再加上他们喜欢听新奇古怪的言论,于是也开始轻视自己的学说,甚至跟着说“我们的老师也曾向他们学习”这样的话。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仅口头上说,还把这种观点写进了书里。唉,后代的人即使想要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该去哪里寻找呢?人们对于新奇古怪的言论和事物的喜好,真的是太过分了!他们不问来源,也不追究变化过程,只要是奇怪的言论就想听。
在古代,百姓的工作可以分为四类,但现在的百姓工作却分为了六类。古代负责教育的人只是一类,但现在负责教育的人却占了三类。种田的只有一类人,但吃粮食的却有六类人;做工的只有一类人,但使用工具的却有六类人;经商的只有一类人,但享受商品流通带来便利的却有六类人。这种情况下,百姓怎么能不因为贫穷而去偷盗呢?
在古代,人们面临很多灾害。但幸运的是,圣人出现了。他们教会了人们如何相互依赖生存、相互支持以延续生命。他们成为人们的领袖和老师,把伤害人的虫蛇猛兽赶出了中原地区,让人们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当天气变冷时,他们会带领大家制作衣服来御寒;当人们饥饿时,他们会教大家如何获取食物。人们最初在树上筑巢居住,但这样容易掉下来;住在地洞里又容易生病。于是圣人教人们建造房屋。他们为人们设立了工匠来提供日常所需的工具,并教人们如何做生意来互通有无。他们还教人们使用医药来防病治病,并制定了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来增进人们的感情。他们为人们制定了礼仪规范来明确尊卑长幼的顺序,并创造了音乐来让人们抒发内心的情感。他们还制定了政令来激励懒惰的人,并设立了法律来铲除暴徒。为了防止人们相互欺骗,他们制造了符节、印章、斗斛和秤作为凭证;为了防止人们争夺,他们建造了城墙并组建了军队来保护家园。当灾害即将来临时他们会提前做好准备;当祸患即将发生时他们会提前做好防范。然而现在有些人却说:“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如果毁掉了计量工具人民就不会再争夺。”唉这真的是不经思考就说出的话啊!如果古代没有圣人那么人类可能早就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既没有羽毛和鳞甲来抵御寒冷和炎热也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来争夺食物啊!
因此,君主负责发布政令,臣子则负责执行这些政令并将其付诸实践,影响民众。而民众则负责生产粮食、丝绸等基础物资,制作日常用品,流通商品,以供养上层人士。如果君主不发布政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职责;臣子如果不执行并推广君主的政令,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职责;民众如果不进行生产活动,供养上层,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然而,现在有人主张抛弃君臣之礼、父子之纲,甚至禁止我们相生相养的方式,去追求他们所谓的清静无欲的境界。唉,幸运的是他们生在三代之后,否则他们会受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等伟大人物的批评。但不幸的是,他们没生在三代之前,所以他们的错误观点无法得到这些伟大人物的纠正。
那些被人们尊敬的古代帝王,虽然他们的称号各不相同,但他们被誉为圣人的原因却是一样的。这就像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皮毛衣服,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一样自然。虽然这些行为各不相同,但都被认为是明智的。然而,现在有人质疑我们为什么不实行古代的无为而治。这就像是质问为什么冬天不穿轻便的葛布衣服,或者为什么饿的时候不吃饭而要喝水一样荒谬。
《礼记》上说,古代那些希望展现高尚品德的人,会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而治理好国家的前提是安顿好家庭,安顿好家庭则需要先提高自我修养。提高修养需要先端正思想,端正思想则需要先做到心意真诚。所以,古人认为思想端正、心意真诚的人,是会有所作为的。然而,现在的人想要修身养性,却忽视了国家和家庭的责任,抛弃了伦理道德,子女不尊敬父母,臣子不忠于君主,民众也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孔子在编写《春秋》时,对使用夷狄礼仪的诸侯,都视为夷狄;而对使用中原礼仪的夷狄,则视为中原国家。这显示了礼仪文化的重要性。然而,现在有些人却想将夷狄的法则凌驾于我们先祖的教化之上,这样下去,我们岂不是都要变成夷狄了?
那么,我们先祖的教化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广泛爱人称为仁,行为适宜称为义,以仁义为本去行事称为道,而自身具备且无需外界赋予的称为德。这些教化的具体内容记载在《诗》、《书》、《易》、《春秋》等经典中,其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刑法、政治等方面。我们的先祖对人民进行了士兵、农民、工匠、商人的分类,并规定了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等人际关系,制定了衣物、住所、食物的规范。这些道理浅显易懂,教化也易于实施。遵循它,我们就能够和谐吉祥地生活,公正仁爱地待人,内心和乐平静,治理国家也能够得心应手。
然而,现在有些人却质疑我们的道是什么道。我要明确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先祖传承下来的道,而不是老子或佛教所讲的道。这个道从尧传给舜,一直传承到孔子、孟轲。可惜的是,孟轲之后这个道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虽然荀况和扬雄对这个道有所发扬,但不够精纯,论述也不够详尽。自周公以来,传播这个道的都是君主,所以王道能够顺利推行。但周公之后,传播者变成了臣子,所以王道的学说才能流传下来。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这个王道继续流传呢?我认为,必须遏制佛老学说的蔓延,否则先王之道就无法流传和实施。我们应该让那些僧侣道士还俗,焚毁他们的经书,将寺庙改为民房,并阐明先王的教化来教导他们。同时,我们还要照顾好鳏夫、寡妇、孤儿、孤老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这样,我们差不多就可以让先王之道继续流传下去了。

赏析

韩愈的《原道》一文,在隋唐时期佛教风靡的背景下,挺身而出,力图为儒家学说正名。在儒学影响力日渐式微的时局下,韩愈凭借其独特的文笔与深邃的思考,对佛老思想进行了有力批判,坚守儒家正统的立场。

文章伊始,韩愈便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他对儒道的独到见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几句不仅精要地概括了儒学的核心要义,更深刻地反映出韩愈对道家的批评。他指出,道家抛弃仁义,空谈道德,难以切实指导社会实践。这正是他对当时佛老思想盛行的深层忧虑所在。

韩愈追溯了自先秦以来,杨朱、墨子之学以及佛教、道教等异端思想对儒学的冲击。他以历史为鉴,赞颂了儒学在历史演进中的卓越贡献,并力证其合理性与正统地位。韩愈主张,儒家的理想在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老两家所倡导的自我修养之道则显得过于自私,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当。这种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示了佛老思想对社会生产和伦理秩序的潜在破坏。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韩愈在文中提出了“道统”的概念——这是一个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孔子,再传至孟子的传承谱系。这一脉相承的“道统”,不仅夯实了儒学的正统基石,更对佛老思想的流弊进行了有力批判。韩愈对道统的坚守,既是对当时异端思想的有力回击,也寄寓着对儒学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

在《原道》中,韩愈所倡导的儒家社会秩序还隐含着对另一时弊的批判——即藩镇割据。陈寅恪的研究揭示,韩愈文中多次提及“夷夏之大防”,表达了他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深重忧虑。蒋凡则进一步指出,韩愈对那些不服从中央管辖的地方军阀提出了明确批评,认为这些乱臣贼子应受到严厉制裁。尽管韩愈未能直接点名抨击强大的藩镇势力,但他的文字却透露出强烈的现实干预意图。

综合来看,《原道》不仅是一篇捍卫儒学的杰作,更是一部勇于挑战隋唐佛教、道教以及地方割据政权的文艺力作。通过韩愈深邃的笔触,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他对儒学的坚定信仰和深厚情感,更能体会到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与强烈责任感。这篇文章犹如一面历史的明镜,映照出当时社会的诸多症结,也为后世的思想家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