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曷：通“何”，为什么。

（2）公：鲁隐公，鲁惠工妾所生的长子。

（3）反：同“返”，返回。桓：指的是鲁桓公，他是鲁惠公的庶出之子。当惠公去世时，桓公还很年轻，因此隐公代为治理国事。后来，桓公谋害了隐公，取而代之成为了鲁国的君主。

（4）扳：同“攀”，支持、拥护、推举。

（5）適：通“嫡”，正妻。

“元年” 意味着什么呢？它象征着一位君主登上王位的首个年份。那么 “春” 所指为何呢？它乃是一年四个季节的开端，即春季。这里所说的 “王” 是谁呢？此处指的是古代的周文王。说到 “王” 之后又提及 “正月” 有何特殊之处呢？这是由于周文王确定了正月的起始。那为何要着重强调 “王正月” 呢？这是因为在当时，各个地区都遵循周朝的历法，由此展现出天下大一统的态势。

谈及隐公之时，为何不采用 “即位” 一词呢？这是出于对隐公心愿的敬重。隐公怀有何种心愿呢？他期望专心致力于国家的治理与安定，日后有意将君位归还给桓公。为何要返还给桓公呢？只因桓公虽年少，但其地位尊崇，而隐公虽年长，地位却相对稍逊。尽管他们之间的尊卑层级差别并非巨大，但众人对此却并不明晰。隐公以其年长及睿智被臣子们拥立为首领。彼时，隐公若推辞不接受领导之位，便无法预知桓公将来能否顺利成为国君。再者，若直接立桓公为国君，或许会使臣子们在辅政方面难以全力以赴。故而，隐公对于自身担任领导身份的考量，实则皆是为了确保日后桓公能够顺理成章地继承君位。隐公既年长又贤能，难道他真的不应成为君王吗？这是因为在确定国君之位时有既定之规矩：立嫡子为君时只依据年龄大小，而不评定其德行与才能；立庶子为君则考察地位高低，不论年纪长短。那么桓公为何拥有高贵的地位呢？原因在于他的母亲地位显赫。为何母亲高贵，儿子也必定高贵呢？这是因为儿子凭借母亲的高贵身份而获得尊崇，同时母亲的尊贵又因儿子的显赫地位而更加凸显。

作者运用灵动的问答形式，将“元年，春，王正月”逐层剖析，逐步揭示经文背后丰富的思想内涵。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历史事实，文章揭示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这种叙述手法不仅充满了波折与变化，也打破了传统说教的沉闷，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历史的脉动与思想的光芒。

在《春秋》中，鲁君即位的记述都有一套规范的格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然而对于隐公即位，《春秋》仅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文章的巧妙之处在于解释这种简约的书法体例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作者首先从“元年”、次释“春”再到“王正月”，逐层解析，重点探讨“王正月”三字所隐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深意。随后，文章逐步阐述为什么没有“公即位”三字，以三点理由揭示其中的深刻含义。

首先，隐公摄政并非出于个人欲望，而是怀抱治理鲁国的心愿。由于鲁国君主桓公年幼，隐公自愿承担摄政之责，以期为桓公将来做铺垫，成全后者的君位。这一段历史不仅让我们看到隐公的赤诚之心，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立嫡以长”的原则在现实中的具体操作。

其次，隐公的决策过程中充满了隐蔽而深远的用心。桓公虽年幼却身份尊贵，而隐公虽年长却地位低微。若隐公自行辞退，让位予桓公，则使国家处于无主之境，中途再立桓公又恐大臣们不能顺利拥戴幼君，因而隐公的摄政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桓公的顺利即位。这一段剖析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政治智慧，也彰显了隐公的忠诚与责任感。

最后，文章解释了为何隐公虽长但不宜立。根据宗法制度，立嫡子首要依据的是长幼，而不是贤德。若立庶子，则母亲身份的尊卑是决定因素。桓公之所以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公不适宜立，因其母贱。这一原则揭示了当时儒家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以引用《春秋》经文为开端，每句逐层作问答解析，并运用了多种疑问词的组合，呈现出一股不达真理誓不罢休的劲头。文章在追寻“微言大义”的过程中，有时会显得繁冗牵强，这一点值得读者反思。这也让我们在阅读时，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简约与繁复的比较，进一步加深对古典文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