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注释

(1)陈平:生活在汉朝初年的政治家。起初效力于项羽,后因未得到其重视而转投刘邦。在刘邦麾下担任重要的谋略顾问,助刘多次摆脱困境,最终被任命为宰相。

(2)间疏楚君臣:指刘邦利用陈平制定的计策,挑拨了项羽和其得力谋士范增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弱了项羽的力量。

(3)疽(jū):一种溃烂性化脓性皮肤病,相当于恶疮或毒疔。

(4)几:极其微小的程度。

(5)霰(xiàn):细小似珠的雪粒。

(6)卿子冠军:即为人名宋义。公元前207年,秦军包围赵国,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主将,项羽为副将,以解赵之围。因为宋义的军职比其他副将都要高,故人们称他为“卿子冠军”。后来由于宋义迟疑不前惹怒项羽,最终被项羽斩杀在军中。

(7)陈涉:名胜,是秦末时期农民起义的领导者。

(8)项燕:项羽的祖父之名。扶苏: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长子。

(9)心:指楚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当初拥立他做怀王,随后又由项羽晋升为义帝。在公元前205年,熊心被项羽派遣的刺客杀害于郴州。

(10)矫杀:项羽斩杀宋义之后,谎称宋义密谋与齐国联合反楚,并宣称这项处决是按照楚怀王的旨意执行的。矫即借口、冒称。

译文

汉高祖刘邦利用了陈平的计谋,在楚国君臣之间挑拨离间,让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这导致项羽开始怀疑自己的重臣范增与刘邦有私下联系,于是逐渐削弱范增的权力。范增非常生气,他说:“天下的局势已经快要稳定下来了,以后您自己好好处理吧,希望您能放我回家,把这老命还给我。”但范增还没回到家乡彭城,路上就因为背上的疮痛而死了。苏轼评论说,“范增的离开是明智的。如果他不离开,项羽迟早会杀了他。只是可惜他没有更早一点离开。”
那么,范增应该趁着什么时机离开呢?有一次范增曾经劝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没有听从这个建议,最终导致了他失去了天下。范增应该在这个时候就离开吗?答案是“不是的”。范增之所以想要杀刘邦,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的君主项羽。项羽不同意杀刘邦,也表现出了一种君主的气度。范增为什么要因为这个提议不被接受就离开呢?《易经》说:“能觉察事物的微小征兆,难道不是非常明智吗?”《诗经》也说:“看那将要下雨或下雪的景象,最初聚集的是细小的水珠。”范增应该在项羽杀宋义的时候就离开。陈胜能得到人们的拥护,是因为他以受人尊敬的项燕和扶苏的名义号召人们起义。项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义帝;而后来诸侯之所以背叛他,是因为他杀了义帝。何况范增是立义帝的主要策划者,义帝的生死不仅关系到楚国的兴衰,对范增个人的命运也至关重要。没有义帝,范增也不可能独自长存。项羽杀宋义是杀义帝的前兆;他杀义帝,就是开始怀疑范增的信号,怎么还需要陈平来挑拨呢?事物总是先腐烂才会生虫,人也总是先有疑虑才会受谗言影响。陈平虽然聪明,但怎么能离间那些对手下信任有加的君主呢?
我认为义帝是天下的贤君,他只命刘邦进入关中,而没有让项羽去;他从人群中发现了宋义,并提拔他为上将。如果不是贤君,怎能做到这点?项羽既然以义帝的名义杀了宋义,义帝肯定无法忍受这种事。项羽要么就杀了义帝,要么就被义帝杀掉,这并不需要聪明人来分析就能明白。范增最初推荐项梁立义帝,诸侯因此而听从他。但中途杀掉义帝,这并非范增所愿。不仅如此,范增肯定会极力反对这件事,但项羽没有听他的。范增推荐的义帝被杀,项羽对范增的怀疑肯定是从那时开始的。
当项羽杀宋义时,范增与项羽一起侍奉义帝,他们的君臣关系还未确定。考虑到范增的立场,如果他有力量就应该杀掉项羽,没有力量就应该离开。作为一位刚毅果敢的大丈夫,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当时范增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能与项羽共事就共事,不能就离开。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决定去留,而想依靠项羽取得功名,这是短视的。尽管如此,范增也是刘邦所畏惧的人物。如果范增不离开,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真是个杰出的人物啊!

赏析

在楚汉相争的动荡年代,项羽摆下“鸿门宴”意图铲除刘邦,却意外地让刘邦逃脱。其间,范增屡次力劝项羽趁机除掉刘邦,项羽却置若罔闻。刘邦的智囊团成员陈平巧妙施展反间计,成功挑拨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最终导致范增愤然离去。这一历史事件影响深远。年轻的苏轼在备战科举时,以其独到的历史见解撰写了《范增论》。尽管该文的确切创作日期已无从考证,却无疑展现了苏轼的卓越才智。

《范增论》作为一篇历史评论,具有颠覆传统观点的特色。苏轼敏锐地洞察历史细节,从字里行间挖掘深层问题。普通人读史,往往为项羽与范增的破裂关系而扼腕叹息,认为这是楚军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轼却另辟蹊径,指责范增未能及早抽身,断言项羽早有加害范增之心。更进一步,苏轼提出,义帝的生死不仅关乎楚国的命运,也直接影响了范增的个人前程。全文并未贬低范增的形象,反而在文末称赞他为不可多得的英才,只是惋惜他未能明智地选择离开项羽。


苏轼的文章紧紧围绕“去留之分”这一核心论点展开。开篇他便简要叙述了相关历史事件,并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接下来,苏轼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他深入分析了项羽在杀害宋义后,势必会进一步加害义帝,而范增作为力劝项羽的忠臣,必将日夜担惊受怕。项羽对范增的猜忌会日益加深,最终给范增带来灾难。因此,范增理应在此时离开项羽。苏轼还对传统上认为陈平的反间计是导致两人关系恶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随后,苏轼设身处地为范增着想,提出了“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认为这才是大丈夫的处世之道。他批评范增不明“去留之分”,仍幻想依附项羽建功立业,显得过于肤浅。最后,苏轼又从另一角度阐述道:“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这既表达了对范增智谋和才能的认可,也暗含了对项羽识人不明、用人失当的批评。

苏轼的这种思维方式借鉴了《公羊传》《谷梁传》解读《春秋》经文的技巧,采用问答的形式逐步深入。例如,他从义帝的立场出发,结合范增作为谋士的角色,推断出义帝的命运与范增的前程紧密相连。再由此推测项羽若杀害义帝,范增必定会反对。从义帝的明智推及项羽的行为逻辑严谨且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文章在史料引用上并不繁复,更多依赖的是苏轼个人的独到见解和才华。在表达上苏轼大量运用了反问句和感叹句。全文共使用了七个反问句、六个感叹句将理性分析与感性抒发巧妙结合使得文章节奏起伏有致令人回味无穷。总体来说苏轼将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的情感表达融为一体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