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冬，湖北省荆门巿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楚墓里，出土了一批有字竹简，计七百三十一枚（含遗简一枚、残片二十七枚），13000多字，全部是哲学著作，内容涉及儒、道两家学说。消息在报端披露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1998年5月下旬，美国达慕思学院召开了《老子》国际研讨会，1998年6月以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日本东京大学等，都举办了专门的座谈会、报告会。一时，以郭店楚简研究为中心内容的“简帛学”成为国际显学，国际“简帛研究”网站起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郭店楚简研究专著已逾百部，研究论文数以千计。

一、郭店楚简的文献价值

一九九八年五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郭店楚墓竹简》，公布了除遗简以外的全部竹简图版以及七百零三枚竹简的释文、注释。其中有楚简《老子》、楚简《儒书》、楚简《语丛》，凡十八篇。楚简《老子》大部分文字见于今本《老子》，其中简长32.3厘米的39枚竹简其文字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甲”；简长30.6厘米的18枚竹简其文字也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乙”；简长26.5厘米的28枚竹简有14枚其文字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丙”；简长26.5厘米的另14枚竹简其文字不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太一生水”。楚简《儒书》，除《缁衣》篇曾见于《礼记》、《五行》篇曾见于七十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外，其余八篇均为先秦儒家佚书。楚简《语丛》是四组长度不到20厘米的短简，所书写的多为类似格言的文句。依简长以及编连线距离的差异，分为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
1、改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

郭店楚简面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秦学术思想的许多新知识。“‘五四’以来，特别是‘疑古派’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杜维明语）

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中，由于对老子其人其书的怀疑，讲“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时，老子和《老子》一书是被排除在外的。一般哲学著作都把老子和庄子并在一起，放在墨子和孟子之后。而且认为老子和《老子》一书，有明显地反儒倾向。郭店楚简告诉我们，上述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楚简《老子》写在长短不同的三组竹简上，约2051字，是相对独立的三篇反映道家学术思想的论文。简长32.3厘米的“老子甲”，论述以道佐人主治国（约1086字）。其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19章，66章，46章的中段和下段，30章的上段和中段，15章，64章的下段，37章，63章，2章，32章，25章、5章的中段，16章的上段，64章的上段，56章，57章，55章，44章，40章，9章。简长30.6厘米的“老子乙”，以为道、守道为中心“言道家之用”（约390字）。其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59章，48章的上段，20的上段，13章，41章，52章的中段，45章，54章。简长26.5厘米的“老子丙”、“太一生水”，论述道和守道（约575字）。其中“老子丙”的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17章，18章，35章，31章的中段和下段，64章的下段。

根据考古学专家认定，出土郭店楚简的荆门郭店一号墓的下葬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简文的著作时间，当然早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或者更早。孔子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551-479年，子思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483-402年，孟子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390-305年。《孟子》七篇乃孟子晚年所撰，因此，郭店楚简各书，都应早于《孟子》的写成。楚简《老子》甲、乙篇，写定的时间也许更早。

楚简《老子》甲、乙篇的哲学倾向，明显的不同于今本《老子》。

楚简《老子》A1：1-24：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忄爲弃虑，民复季子。

今本《老子》相应的文字在第19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亡有。

楚简《老子》甲要绝弃的是机谋和巧言、自以为是的“有为”和私心忧虑，并不是儒家的圣、智、仁、义。郭店楚简出土以前，因今本《老子》提倡绝弃仁、义，使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对儒家是持批判态度的，上述所引今本《老子》的文字，是对儒家、墨家和孟子学派的仁、义学说的驳论。并以此为论据，提出《老子》晚于《论语》、《墨子》甚至《孟子》一说。其理由就是《论语》、《墨子》、《孟子》提倡仁、义，而《老子》反对仁、义。

郭店楚简提供的新知识告诉我们，司马迁所说“老子修道德”、“老莱子……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史记·老子列传》）、“孔子之所言事，于周老子，……于楚老莱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非妄言，乃是历史事实。中国学术史上的道家、儒家均兴起于春秋晚期。道家、儒家在春秋晚期是互补的。老子、老莱子与孔子共同书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辉煌篇章，是世界文明史上“轴心时代”的三位中国伟大思想家。

2、填补学术思想史的空白

楚简《儒书》，有八篇为先秦儒家佚书。楚简《儒书》的出现，给“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希望。孔子的学说主要是关于“仁”和“礼”的阐发，“仁”是人内部性情的流露，“礼”是人外部行为的规范。“礼”是传统既有的，“仁”是孔子的发明。仁者，爱人。仁是人的本性。为什么人的本性（人性）是“仁”？孔子本人也未来得及做完满地回答。孔子之后，关于“仁”的学说，有《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心性论学派，有《易传》为代表的天道论学派。心性论学派以人异于禽兽为起点，明心见性，向内求索；天道论学派从宇宙到社会功利，由天及人，向外探寻。长期以来，在儒学研究中，《论语》、《孟子》、《易传》是儒学界重视的三部经典。至于从孔子到孟子那一百来年的情况，特别是洙泗学派的情况，却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郭店《儒书》保留了孔子及洙泗儒家的言行与思想史料，儒家的仁、义、礼、智、圣、孝、悌、忠、信、慈、反己等均有界定和申说。其中对于天、性、心、情的讨论，使我们有了关于先秦儒家心性论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禅让说、忠臣说的论述，使我们有了关于先秦儒家政治伦理观的具体材料，对早期儒家的社会批判精神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3、对学科建设的贡献

秦汉以来，对深藏在地下的文献有三次重大发现：第一次是孔壁书，第二次是汲冢书，第三次就是郭店楚简。孔壁书出土直接导致了古文经学的兴起，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的技术和方法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基本确立。汲冢书出土，促使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特别兴盛而独立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晋代乃至以后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构变化。郭店楚简出土，直接面对出土文献的简帛学已经建立；对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必将促使我们对文献本身的真伪、成书、传承、版本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不断改变着我们对古代历史、思想、文化的看法，因此，针对文献文本的科学的文献学，也必将独立于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并且成为这些学科进步的最坚实的基础。 

二、郭店1号楚墓墓主

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这么多的学术著作，与墓主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墓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政治地位如何？墓主可能会是谁？

《文物》于1997年7月发表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一文，首先根据墓葬形制和葬品推测墓主地位相当于“上士”，认为竹简与墓主生前职业有关。此后，庞朴先生、李学勤先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庞朴先生认为，“郭店楚简”的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李学勤先生称墓主是个“老教授”，是年事已高的男子，曾任楚太子的老师。李先生参考墓葬的年代，判断这位太子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

在庞朴先生、李学勤先生上述看法的基础上，许多先生对墓主作了一些猜测，姜广辉先生提出陈良说，范毓周先生提出环渊说，李裕民先生提出慎到说。也有学者认为墓主是屈原。

墓主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大学问家，身份属士级贵族，这是大家的共识。如果以此为基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检讨各位先生对墓主的猜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先说屈原。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正如（清）沈德潜《说诗睟语》所称，屈原是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的楚国大学问家。然而他的身份却与墓主不类，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曾担任三闾大夫、左徒（仅次于令尹）等要职，比大家认定的士级贵族要高得多，仅此一点就说明屈原不可能是墓主。

次说环渊、慎到。环渊、慎到均为“稷下学士”，“为上大夫”，其身份高于墓主；且慎到有《慎子》一卷，四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列入法家，其学术思想大抵以齐万物为首，循自然而立法。此与公认为墓主收集整理的格言、警句的《语丛》所反映的思想没有共同之处。说“稷下学士”环渊、慎到游学于楚，死后葬于楚，缺乏文献依据。

再说陈良。《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先之也。”陈良，战国时楚人，“悦周公、仲尼之道”，是北学于中国的楚国大学问家，从学者有陈相、陈辛等。姜广辉先生提出的陈良说，有文献依据，似可成立。

三、《老子》的作者问题

《庄子·天下》载：“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依此，“建之常无有”的是“老聃”，“老聃”是《老子》的作者。关尹“主之以太一”，名列“老聃”之前，理应与“老聃”同时，或早于“老聃”。《庄子·天下》这一记载说明，在《庄子·天下》篇写作的年代，关尹与老聃之间的关系、老聃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出现了疑问。到了司马迁写作《史记·老子列传》的年代，又出现了李耳与老聃的关系、太史儋与老聃的关系，还有老莱子与老聃的关系。司马迁面对这些无从考证的史料只有采取“疑则传疑”态度，于是《老子列传》中出现了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一为“字曰聃”）、“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的记载。司马迁根据《庄子·天下》篇的记载，把“李耳”与“老聃”合而为一，并且记载了老子出关与关尹相会。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在《史记·老子列传》中，在肯定《老子》的作者是“李耳”的同时，留下“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两处疑笔，这是对当时无从考证的史料采取“疑则传疑”态度的具体表现。

楚简《老子》溶入今本《老子》之后，道家后学者的思想与道家原创者的思想溶为一体，“经”、“说”莫辨，使后人不知哪是原创者的思想，哪是后学者的发展和创新。

司马迁没有见过楚简《老子》，《庄子·天下》篇的作者也没有见过楚简《老子》。在司马迁和《庄子·天下》篇作者的心目中，只有今本《老子》，所以《庄子·天下》篇说“老聃”是《老子》的作者，司马迁说“李耳（谥曰聃或字曰聃）”是《老子》的作者。
楚简《老子》出土说明今本《老子》并不是唯一的《老子》版本，司马迁和《庄子·天下》篇作者所说的《老子》只是他们所见到的今本《老子》，所说的“老聃”和“李耳（谥曰聃或字曰聃）”是他们所见到的今本《老子》的作者。

至于“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两处疑笔，要做具体分析。司马迁的“疑则传疑”所传的是两种“疑”，一种是“众疑我不疑”，一种是“众疑我亦疑”。“或曰老莱子”属前者，“或曰儋即老子”属后者。

“或曰儋即老子”所传之“疑”，是“众疑我亦疑”。司马迁以为《庄子·天下》篇说的“老聃”是春秋老子，同时也把“战国老学首领”李耳当成春秋老子，所以把“李耳”与“老聃”合而为一。太史儋是战国早中期人，公元前374年见秦献公，司马迁认为太史儋不是春秋老子，因而把李耳、太史儋当成两个人。

“或曰老莱子”所传之“疑”，是“众疑我不疑”。此论的直接证据就是《老子列传》“或曰老莱子”之后的“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佐证就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於周则老子……於楚老莱子。”在司马迁心目中，老子（老聃）、老莱子是春秋时代（与孔子同时）“孔子之所严事”的两位先哲，“老子修道德”，“老莱子……言道家之用”。

楚简《老子》的出现，使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中国学术史上最大公案的途径。当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