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而言，“荣辱”显然并非一件小事；尤其在中国古典时代，它似乎更与人的“安危利害”纠缠在一起。因而荀子才总是要说“安荣”、“危辱”的问题，并且还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甚至他更专门著有《荣辱》一篇来论及此事（下引而不注者俱出此篇，其它则只注篇名）。

那么什么是“荣”、什么是“辱”、什么是“荣辱之大分”以及什么是“安危利害之常体”？在荀子看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而“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由此可见，“荣”、“辱”原本是与“义”、“利”密切相关的一对思想理念：“先义而后利”，就是“荣”；反之，若“先利而后义”，甚至于见义忘义、唯利是图，就是“辱”。“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劝学》）；也就是说，“荣辱”又必然是根源于人对“德”（得）的基本选择的。而且“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善择之者王，不善择之者亡。夫王者之与亡者，制人之与人制之也，是其为相悬也亦远矣”（《王制》，而且同样的话还可两见诸于《王霸》）。这就是“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的道理：其中，“善择者”就是“通者”，“不善择者”也就是“穷者”。而“荣者常通”，毋宁说是通明豁达，知足常乐；至于“辱者常穷”，便不啻于为物所累，郁郁寡欢。并且在荀子看来，这种“荣辱之大分”不仅只是“制人之与人制”间的分别，而且更关乎于“王者之与亡者”，关乎于人的“安利”与“危害”、“乐易”与“忧险”以及“寿长”与“夭折”，关乎于人的生与死。这就是所谓“安危利害之常体也”。如此看来，“荣辱”之事，岂可小觑？得之失之，可无慎乎？

然而，“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于是我们注意到，《荣辱》一开篇便谈起了“憍泄”与“恭俭”、谨言慎行，谈起了“怒”（恼怒）、“忮”（怨恨）、“訾”（诋毁）、“口”（利口）、“交”（交恶）、“争”（争夺）、“胜”（好胜）、“刿”（伤害）、“贪”（贪婪）和“好专行”（独断专行）的问题，并且认为“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而且这些“小人之所务”显然又都无不围绕着一个“利”字。为“利”而“斗”甚至为此而“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但问题是，“是人也”，“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而且在荀子看来，“人之（因利、因患得患失而）有斗”，恐怕连猪狗都不如的。因而“我甚丑之”。

难道这种“斗”不是一种“勇”？在荀子看来，“勇”当分作为四种而不可一概而论：“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牟牟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牟然惟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其中，前三种“勇”显然都是与“利”字相关的，不过只是“狗彘之勇”、“贾盗之勇”抑或是“小人之勇”；而后一种才真正是“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义之所在”，荣之所存，才真正是“士君子之勇”。若与此不为“权”、“利”所动之勇相较，前三者则不过是不顾廉耻，自取其辱罢了。

荣辱在己，不假外求。“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要知道，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不可重复的；而且无